杨道立 陆儒德

    《中国航海日大连宣言》指出：“历史曾给过我们辉煌与自豪，也给我们留下遗憾与创伤”。确实，中华民族最大的辉煌在海上，最深的创伤也在海上。明代，中国航海提升到了顶峰，又重重地跌落至谷底，中国在海洋上起伏跌宕，一直沉沦了500多年，这是中华民族最沉痛的历史教训。
    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从经济总量看，中国经济世界第一的挂冠一直保持到1890年才被美国超越。中国的航海、造船、港口十分发达，在海洋上独领风骚了好几个世纪。中国完全有条件走向海洋成为先进的海洋活动国家，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然而，中国长期处于“陆主海从”、“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自诩“天朝上国，富甲天下”，囿于高度集权的王朝统治，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根深蒂固的大陆文化体系，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根本无意走向海洋，窒息了民族的海洋意识与开拓性，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
    15世纪，正当世界大步向海洋开拓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中国却背道而驰，实行严格的“禁海”政策，停罢了航海事业，完全放弃了海洋，导致“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使中国失去了开放看世界、追逐世界潮流的机会，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帝国，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最终滑落为一个任凭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造成“舰毁海防摧，国破山河碎”的历史悲剧和百年耻辱。
    郑和航海，举全国之力，将中国的海洋事业推向巅峰，但它呈现皇帝意志，仅为实现炫耀皇威、耀兵异域的需要。离开了对海洋事业的追求和发展经济的杠杆，航海成了无本之木，皇帝一文“禁海令”，彻底葬送了中国辉煌的航海事业。令人扼腕的是，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大规模的航海行动，船员被解散，船厂被荒废，宝船在风化中腐烂，郑和航海图被烧毁。罢黜郑和航海是中国海洋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中国的海洋活动沉沦至低谷。
    清朝初期的GDP名义上保持在世界第一，但在封建制度束缚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海洋和江河的主权尽失，工业部门、交通运输完全被外国掌控，海洋事业失去了振兴的基础，海洋衰落和海防废弛的局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足见明朝停罢航海的政策对中国历史影响之深。此时正是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同西方在海洋上开始分道扬镳，拉开了文明发展道路上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梁启超在百年前写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既肯定成祖朱棣的雄才大略，思扬威德于海外，“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但又指出：“我国之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正是“重农抑商”的封建帝国，扼杀了中国古老的航海传统和自秦汉时代起创立的航海优势，使中国坐失了走向海洋、引领世界的良好契机，错过了可以称雄海洋的历史机遇。
    海洋是一个连接世界的整体，任何沿海国家均以水为邻，遂水而达。航海具有开放性、经济性和军事性，既可和平交流，又能武力威胁。历史证明：世界各国无不遵循“走向海洋而繁荣，依靠海权而强盛”的发展规律。中国历史同样说明了“海洋兴，海权强，国家富；海洋衰，海权弱，国家贫”。几乎所有大国的历史，均兴盛于海洋，又衰败于海洋。
    早在600多年前，伟大的郑和曾向皇帝谏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1776年，亚当斯在《富国论》中说过：“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中国的历史、文化停滞了，闭关必趋于自杀。”革命家孙中山犀利地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利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开国主席毛泽东分析中国沉沦史，沉重指出：“从鸦片战争至今100多年，中国受尽侵略、掠夺，灾难深重！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后来日本侵略，都是从海上来的”。这些振聋发聩的警句告诉我们：面对海洋，我们过去失去得太多，今天面临挑战太大，未来对海洋的依赖更大，中华民族再也不能漠视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