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随行舰船和人数惊人，据资料统计，船队每次均由200多艘巨大的“宝船”组成，人数约二万七八千人间。这样一个庞大使团所耗之巨当可想见，再加上大量交换物品和赐品，则郑和使团的每一次下西洋都耗费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历史早已证明了郑和下西洋并不是以侵占掠夺为目的，那这样一个劳民伤财、虚空国库的举动为什么可以持续近三十年，明王朝或者更准确地说明成祖朱棣到底是因何原因要这样做，它的价值何在呢？

    在不为战事的情况下，这样大规模的连续多次远洋船事，在中国史上只有一次，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不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明成祖这样做一定有强烈的动机和迫切的政治需要。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及原因，这向来是史家争论不休的焦点，至今尚难定论。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及原因，可能有多种多方面，而各方面也可能有轻重之别。至今已提出的要项，大致可分为皇位继承、政治、外交和贸易四个方面。以下试述一下这四个方面的可能性和相对重要性。


    1、皇位继承

    明成祖是以“靖难”为名讨伐其侄建文帝朱允炆而登上皇位宝座的，然他攻陷南京火烧皇宫，最终也没找到建文帝的遗骸。朱棣虽马上自号永乐帝，但对建文帝的生死之迷及其遗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挂怀，不能安心。对于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据《明史·郑和传》载，说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然后世史家对此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只是传言，不足信。事实上明代有关建文帝的生死下落之迷有诸多猜测和传说，建文帝逃亡海外很有可能只是众多传说之一。但有意思的是，凡成书于明初及明中期的，都回避了郑和下西洋与寻找建文帝踪迹的关系，而成书于明末及清初的史著，则几乎都提到建文帝与郑和等人出使的关系。如傅维麟的《明书》就说：“数使滇黔百奥，领上密谕，踪迹建文。”王鸿绪等人编撰的《明史稿》亦说，“当是时，帝以兵戈取天下，心疑建文帝行遁海外，将踪之；且欲耀武异域，示中国富强。”

    郑和下西洋与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两者间确实存在着某些关系。朱棣虽是精明，但也多疑，虽说成王败寇，但他起兵造反而得帝位，在传统封建道德观念里，怎么也是大逆不道的篡位行为，没有得到建文帝的确切死讯，他并不放心。所以，即使建文帝逃亡海外只是个未得证实的传言，朱棣也可能会加以注意。然而以郑和船队浩浩荡荡的气势，建文帝若逃亡海外，当闻风而躲藏起来，所以大规模下西洋寻找建文帝绝非有效方法。所以不少学者以此来否定这一观点。但若果建文帝真的慑于由郑和船队所显示出来的朱棣掌控下的明王朝的强盛，而放弃复辟，永远躲起来，那朱棣也达到目的了。所以，寻找建文帝或者威吓建文帝及其遗臣是郑和下西洋的“可能目的”之一。之所以说是“可能目的”，皆因为所以推测全建立在朱棣不清楚建文帝是否已死的猜测上，若事实上建文帝早已在大火中烧死，则这个“可能”就要变成“不可能”了。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访查建文帝安在。由于当时或“传言建文帝蹈海去”，所以明成祖朱棣在郑和奉使之际，密令他顺道探访建文帝踪迹，是有可能的。但这只是郑和下西洋附带的一个目的，只能由郑和等师团领导成员秘密掌握进行，所以明代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几种主要文献中，对郑和使团“踪迹建文”一事只字不提。反之，若“踪迹建文”为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之一，那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初，于永乐元年就该派遣郑和率大军下西洋，而不会在建文帝“遁去”快四年的时候才采取行动。

    2、政治方面

    洪武末至永乐初，蒙古贵族虽已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落，但南犯的威胁有增无减，明成祖曾数次派遣使节对他们以诚相劝，但只取得了兀良哈部落的响应，对鞑靼、瓦剌收效不大。与此同时，强大的贴木八帝国已占据了中亚地区，并一心想恢复元朝最盛时期的版图。据《中国经营西域史》记载，贴木儿公然声称：“中国主为奸臣贼人，吾之仇也。”永乐三年（1404年），他纠集“步兵二十万，骑兵之数过之”，并联络蒙古鞑靼、瓦剌等部落，准备挥师东进，大有问鼎中原之势。只因东进之前，贴木儿病死，内部出现分裂，东进计划成为泡影。但北方边境长期动荡不安的局面，已成为明初统治者的心腹之患。与此同时，东部沿海也是倭祸难断，不胜其扰。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安抚南洋和西洋诸国，以使明王朝无后顾之忧，好全力对付北方蒙古之祸。事实上，朱棣在位二十二年间，五次“躬行天讨”，率大军远征漠北，兵锋深入塞外千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蒙古部落对内地的威胁。明成祖朱棣一生，为对付蒙古的威胁，耗费了大量精力，最后病逝于榆木川征战途中，可以说是全力以赴，死而后已。然而安定后方之说并不能令人信服，西洋或南洋诸国国小力弱，并且与中国远隔重洋，并不能对中国产生威胁，明朝实在不可能因害怕南洋诸国滋扰海防边境而主动派出庞大使团去安抚他们。所以郑和下西洋几可排除是为配合明朝对蒙古部落用兵这一可能性。 

    3、外交方面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郑和下西洋的外交活动，是为了配合和满足明成祖在国内的某些政治需要的。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以武力篡位夺朝，内心难免心虚。所以，他一方面对内采取了镇压和笼络两种手段，努力稳定国内局势，另一方面在对个活动中，积极遣使，向外邦宣谕诏书，赐予财物，争取来朝。明成祖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已多次派出使者前往西洋地区争取各国来朝。明宣宗朱瞻基在派遣郑和下西洋时，对外表明他已“君临万邦”，“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这说明朱瞻基遣郑和下西洋，一为告知海外诸国自己即帝位的消息，二为告知即位以后明朝政府对外的方针政策不变；概言之，是为了使中国与海外诸国的邦交，在宣德朝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郑和的七下西洋，与在他前后的其他使者下西洋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他率领了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船队。郑和船队的出使，旨在用事实向西洋诸国显示中国的富强，宣布即使在倭寇未靖西北尚存强敌之际，朱棣治下的中国依然非常强大，有能力派出一支“多赍金币”和“不服则以武慑之”的船队，敦促各国朝贡。西洋各国对于郑和庞大船队对百艘巨舰数万兵士，浩浩荡荡的迫临其海域，难免会产生小巫见大巫，战战兢兢之感。所以“耀武异域，示中国富强”以使西洋诸国来朝进贡实是郑和下西洋最明显的动机和最可了解的目的。在促使各国来华朝贡方面，郑和是不辱使命的。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一次从西洋回国时，他所到的各国皆派使者随郑和来华朝见。郑和第四次从西洋归国后，有古里、爪哇、占城、锡兰山、阿丹、苏门答腊等18个国家或地区来朝。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归来后，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阿丹、满剌加等16个国家或初次或再次，共遣使者1200人携带入贡方物至京。

　郑和七下西洋，的确使明朝威震海外，国势臻至鼎盛，在短期内满足了明成祖“君主天下”、“御临万方”、“际天极地皆王臣”的虚荣心，也达到了成祖欲借此加强自己的权威和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目的。然永乐年间的外交，虽说是恩威并重，但来朝者多是冲着这种朝贡关系的好处而来的，否则就没有郑和的第七次下西洋了。永乐年间的外交，实是现代“金钱外交”的先例而已。

    4、贸易方面

    毫无疑问，郑和七下西洋耗费是巨大的，而在永乐年间，这种行为居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达六次之多，这与船队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是分不开的。“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是明王朝的一桩贴本买卖，但郑和船队在与西洋诸国的正常商业贸易却是大有赚头的。若不是这样，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早就难以为继了。西洋诸国，对明朝出产的陶瓷、丝绸、钱币等，都极喜爱，郑和利用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又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紧缺的香料、染料、宝石、象牙和珍奇异兽等等。这样两头都是低买高卖，获利丰厚。所以下西洋当然存在着某种程度中外两方贸易的作用，这种活动也很能获得丰厚利润。但若将这一附带性的行为视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则显然是倒果为因了。事实上，郑和船队队伍庞大，每次可带货物也不多，所以尽管利润丰厚，郑和下西洋的行为在经济上来说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赔本生意，否则这一活动仍可维持下去，郑和之下西洋也不用背上“劳民伤财”的罪名。 

    郑和下西洋的动因主要是以政治目的为主，通过宣扬皇帝声威及其恩德，使诸国畏威怀德，输诚纳贡。

    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年）第一次奉命出世，至第七次下西洋的船队于宣德八年（1433年）归来，这七次航海，前三次可划归为郑和下西洋的前期，后四次可归结为郑和下西洋的后期。郑和下西洋前期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东南亚和南亚建立国际和平安宁的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为下一步向南亚以西更远的地方航行，建立中途侯凤转航的据点。郑和后期航海的主要任务，始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以远地方，向未知世界前进，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重译而来，“宾服”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