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东港浦新村，原为东港浦淡水渔业队旧址。早先，这里居住的不仅仅是在城镇或郊外河塘上进行淡水鱼类养殖的所谓“淡水渔民”，如果我们将时间追溯到160余年以前，也就是清代道光年间，我们便会发现，这里同样居住着“船隔三寸板，板里是娘房，板外见阎王”、“行船哪怕对头风，要抲大鱼急撑篷”的渔民。他们的海上生活，除了经常担惊受怕，唯恐遇见绿壳强盗之外，更多的还是过着“瓢泼浪花过头飞，渔民性命不值钱”的痛苦日子。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尽管老人、孩子和渔嫂们都十分明白“三冬靠一春、一春靠一水、一水靠三潮、一潮靠三网”这个道理，海上捕鱼，必须争分夺秒，因为鱼汛旺季，稍纵即逝，然而，作为留守的亲人，他们为担心出海渔民的生命安危，所过的又何尝不是担惊受怕的日子。有渔谚与渔歌可以为证：“一阵风来一阵雨，愁煞多少新嫂嫂”、“前面有强盗，后面有风暴。有鱼难肚饱，有儿难养老”……显而易见，当年东港浦渔船户和舟山其他岛上的渔船户的命运并无二致。
海上捕捞，生命安全无法保障，尤其是受雇于人的舵工与水手，一旦病故或失足落海，其家人的境遇更是悲惨之极。而由此带来的舵工水手亲属与雇主之间的种种矛盾，更是屡见不鲜。
东港浦渔船户，在道光年间属定海直隶厅甬东庄管辖。道光二十七年九月，该庄以赵安荣等为首的渔船户，曾禀请上宪批准，在该地立了一块《太平碑记》，旨在一旦发生海上意外事故，可以按章办事，解决民间纠纷。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因工作之便，曾在原城关粮管所所属的东海粮仓广场边的走道上，见过此碑以及碑上石刻的碑文。全文如下：
太平碑记
署定海直隶理厅正堂加五级纪录十二次
为出示晓谕事，据甬东庄东港浦民赵安荣等呈称，切伊等住居东港浦一带，均仗捕鱼为业，每船必雇舵工水手撑渡，特在洋捕鱼，险苦非常。前有舵水在船病故以及失足落水，未经议明帮资，致多滋累。爰立议帮，如有舵水在船病故，或失足落水，船主自行帮贴，分别酌给送资费，复经呈请前宪恽恩准，出示立碑在案碑在。
近又洋匪不靖，伊等在洋捕鱼惨遭不测益难排解，牵害匪耖，试思捕鱼营生，多属贫窭之民，何堪受此滋扰，查前议规则，本有一定，舵水病故酌给钱八千，失足落水酌给钱十六千，此系船主自行帮资，在至洋遇盗被刽而或至殴毙者，除呈报外，伊等每船公捐分别酌给送资费，如舵水安命，愿为伊等撑渡，方敢收用，其不愿者，伊等未敢强留，倘遇不测，日后庶免争吵逼索，叩赐恩准出示，以安民业等情到厅。据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渔户舵水人等知悉，余等情愿受雇、帮驾出洋者，如遇病故失水以及被盗等事，均须遵照议定旧章，取给帮资送，毋得藉命索吵图诈，如敢故违许，该船主指禀到厅以凭扰究，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日 东港浦众渔船户等立
据回忆，这块石刻《太平碑记》长约1.60米，宽约0.80米，当时笔者的一位灯谜界朋友，曾应笔者之约按碑记的原文和原刻印布局将它抄录下来。自抄录至今算来已有20余年，以后也就淡忘了。
那么，这块石碑究竟是如何迁移并被作为铺路石的呢？看来，事情还得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定海粮食部门的一段历史说起。
1950年5月17日，定海解放。原设在金塘岛上的支前粮站部分工作人员，随着解放大军一起进入定海开展各项工作，以保证当时军需民食的正常性供应。当年，夏粮征收工作按照政务院经济委员会 《关于加强公粮保管工作的指示》，把适合存放粮食的庙宇、庵堂及寺院等先行划归粮食部门作粮库使用。同年5月23日后，中粮公司定海办事处租借部分民房及庙、殿、寺等储存粮食计190余吨。在定海城关首批建造砖瓦结构的“苏式”粮仓于东门外盘洋山麓之前，城区的八闽会馆、旧商会的泰顺粮仓，分布在城区内外的祖印寺、城隍庙、太保庙、东管庙、财神殿、关爷殿、都神殿、龙王宫等以及白泉的崇圣宫和报恩堂、金塘的宝藏寺、盐仓的忠庄庙、岑港的大庙、小沙的小沙庙、干的天后宫等各处保粮条件与储粮规模及质量都参差不一的储粮仓容量，全部加起来也仅为3465吨，这些仓容量可以储藏的粮食显然远远满足不了海岛军民的正常生产与生活需要。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质，更无法与当时十分复杂的战备形势相适应。
于是，上级指示定海粮食部门在各地先后建造新型的粮库，增加粮食储备量。
东海粮食仓库——这个在舟山几乎无人不知并被老百姓以“东海仓”的简称叫了40余年的国家大粮库，正是在这个时候建造的。而《太平碑记》这块石刻，恰恰也就从那时开始，默默无闻地躺在东海粮仓靠近河边的地面上，成为不受人们注意的一块铺路石，任凭不同的脚步日复一日地践踏。
现在年龄在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大约都能回忆和证明，在那拆坟砖建造小高炉、撬铁栅栏去炼钢铁，所谓“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子吃饭”的轰轰烈烈的年代，大多数老百姓的心中，是十分缺少甚至丝毫没有对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与保护行动的。
东港浦渔船户赵安荣等人经过当时这位恽姓地方长官的恩准，所立的这块石碑，应是当地渔船民的共有财富与历史见证，缘何成了东海粮仓的铺路石？这究竟是哪个不肖子孙的所作所为？
据笔者揣测，这块石碑的迁移过程大致有如下几个步骤：
一、粮食部门建造粮仓，大多时间紧迫，任务紧重，前期工程所需要用的大量石料，光靠向各宕口购买是不够的，还必须就近购买各种较便宜的旧石料，这样，既能加速建仓进程，又可节省基建成本；
二、当地住户或社会上个别行为不良的人为谋取些小私利，在当时社会监控失衡的情况下，不识大体故意盗卖了这块石碑；
三、由于石板表面平滑，如敲碎作墙基填埋，既费时又可惜，建筑工人就直接利用了；
四、施工人员即使知道这块石碑有一定价值也无从向谁报告，让它作为铺路石在当时应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见过这块石碑的粮食部门干部职工、交售公粮与购买饲料的农民以及其他人等不计其数，竟一直没能让它返回它应该去的地方，发挥它原本可以发挥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性的遗憾。事实上，当时有许多人都知道它有一定价值，但又确实不知道去告诉谁或如何处理，天长日久，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不当它作一回事了。
162年前的这块《太平碑记》，对于今天的人们研究定海海洋历史文化，对于渔业部门研究舟山的海洋与渔业发展历史，对于法学、民俗学、钱币学乃至书法、族谱等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位姓恽的“前宪”是谁，赵安荣的个人情况以及其后人的来龙去脉如何，这些，都似乎为我们留下了难解之谜。
据笔者从台湾基隆舟山同乡会于1963年重印的《定海县志》中查阅，定海自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改县为直隶厅之后，先后有王丕显、林朝聘、王丕显(复任)、傅延焘、毕承昭、黄维同等官员六任同知。同知在清代为知府、知州的佐官，分掌督粮、缉捕、海防、江防、水利等事务。显然，定海同知是当时定海直隶厅的一级地方长官。但其中并没有一个是姓恽的。定海在嘉庆二十五年倒是有个一位姓恽名敷的知县，但那是在距东港浦渔船户立碑20余年前的事，作为一任知县，他不可能管得那么远……
《太平碑记》今犹在否？随着定海城区房地产热的不断升温，当年的东海粮仓在上世纪末已经荡然无存，而这块可以见证东港浦渔船户辛酸历史的宝贵文物，最终的归宿又如何呢，笔者不得而知。
附言：(1)本文所载《太平碑记》系抄件，抄件中也许个别文字有笔误。为尊重抄件之真实性，笔者不敢妄改，请参见原抄件复印件。(2)抄件中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恐有失当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学者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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