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永福力撑危局与黑旗军反攻台中

   日军近卫师团占领彰化后，即分三路出动：一出西门至鹿港；一出南门至社头；另分一支至云林街，越日至北斗街。八月二十九日，日军陷云林县。三十日，其前锋抵大莆林，薄嘉义县。台中诸城皆失，台南形势十分危急。

   当时，黑旗军的处境极其困难。“局储军械，惟云者士得枪二千数百支、毛瑟枪数十支、林明敦枪数百支，余土枪土药半遭湿蒸，不堪用。”注1能战之兵不足十营，而且粮饷匮乏。据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刘永福内无粮饷，外无援兵，仅用功牌送功名，以系将士之心而已。”并且有李维义营中文案名高慧者密告日人：“刘永福缺
乏军饷，是其败之一端”；“兵力不足，是其败之二端”。注2所以，日军对台南黑旗军的情况了如指掌。若不是有刘永福在台南坐镇指挥，恐怕台南府在几天之内就会陷入敌手的。

    刘永福(一八三七——一九一七年)，又名义，字渊亭，广东钦州人。先世居广西博白，世代务农。父刘以来迁钦州，因定居焉。刘永福早年参加天地会。失败后，避入中越边境一带，并正式创建了黑旗军。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中，他屡建奇功，名扬中外。战后，回国任广东南澳镇总兵。甲午战争爆发后，奉旨帮同台湾巡抚邵友濂办理防务。于是，调所驻燕塘三营，选壮汰弱，补充缺额，共足四营，又遣三子成良新招两营，为统带。随即乘轮赴台。九月二日有电旨：“刘永福着即赴台南，会同镇、道筹商布置，务臻周密。”注3四日，刘永福行抵台南，刊“帮办台湾防务闽粤南澳镇总兵关防”。台南本有台湾道陈永騄、台湾镇总兵万国本驻守，刘永福到职后，与他们同居一城，名为帮办，实则无法号令，只好南移凤山之旗后海口，“于该处起筑泥营、炮垒驻扎”。十二日，向朝廷建议：“查台湾势处孤悬，四面受敌，必南北联络一气，临时堵御，呼应方灵。”注4此乃有所感而发，但并未受到重视。十月间，邵友濂调署湖南巡抚，旨谕前台湾布政使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唐虽在中法战争期间与刘在越南共事，然“疑刘有异志，颇相猜忌，不肯假以事权”。刘曾亲至台北，与唐会商全台防务，并提出留驻台北以协助 处理军务，而被一口回绝。刘永福以此颇不安于位，产生离台内调的念头。每与人谈及唐“排挤倾陷状，几痛哭流涕”。注5对此，丘逢甲有言：“景崧虽号知兵，而防敌御寇远不逮永福。全台形势尽集于台北……景崧一人守台北，无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台北一破，台南将孤守无能为矣。”注6这是很有见地的。不久，唐景崧又令刘永福往台湾岛最南端的恒春扎守。恒春至台南有八日路程，唐出此令，其意可知。时人为之叹曰：“唐欲举大事，正宜引为臂助，
乃不能推心置腹，以至如此！有一良将不能用，而所用将佐专择逢迎巧滑贪鄙嗜利之小人，欲不败其可得乎？”

    日军从澳底登陆后，台湾镇总兵万国本辞职离台，刘永福兼署台南镇篆，始驻台南府城。唐景崧内渡后，台南绅民公议，举刘永福为台湾民主国总统，辞之。以后，台南绅民铸台湾民主国总统银印一颗送来，刘永福复恳辞曰：“今诸君送此印来，无非欲保身家、固土地，不甘为蛮夷牛马而已。诚宜决意抵敌，务须互相协力，筹军饷，为第一着紧要之事。盖军饷足用，士肥马腾，日本虽然厉害，吾岂惧哉？”又称：“区区此印，无能为力。盖有在此不在彼之故，诸君以为然否？请将印带回销之可也。”注7卒不收印。六月二十一日，由上海转到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来电，内称：“俄国已认台自主，问黑旗尚在否？究竟能支持两月否？似此外援已结，速宜将此事遍谕军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即至也。”注8这封电报，对刘永福和黑旗军将士是一个很大鼓舞。二十九日夜，“设坛幄，祭告天地神祗，台南文武百余人并集，歃血同盟，并作《盟约》云：“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即各友邦，许为辅助，何况我辈，敢不维持？呜呼！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注9三十日，以救兵将至布告，“万众欢声如雷”。注10

    此时，南侵日军正被阻于新竹，进退维谷，处境困难，而刘永福之坐镇台南，更是其心腹大患。桦山资纪为摆脱困境，想出了劝降的一招，寄希望于一纸书信，以不战而胜。早在六月二十五日，桦山致书刘永福，劝其“速戢干戈”，奏请日皇“待以将礼，送还清国；如部下将卒，亦当宥恕其罪，遣还原籍”。八月二十三日，此书才由英国兵轮送至台南。二十五日，刘永福复书桦山，斥责日本“弃好崇仇，无端开衅”，表示“当与台湾共存亡”，“守效死勿去之义，以守兹土，以保此民”。注11复书义正词严，坚决驳回敌人的劝降阴谋，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在此之前，形势一度对抗日力量非常有利。但是，由于台湾府知府黎景嵩不肯与刘永福联合，错过了收复新竹的大好时机。后虽请黑旗军北上，而时过境迁，已难以为力。经过彰化之战，刘永福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部将李维义自彰化逃回后，再三提出要到布袋嘴一带据险扼守，刘永福发给饷银，令其统镇海中军左营前往。然而，李维义一到布袋嘴，即“将银席卷，并连各枪支变卖”注12，竟同黎景嵩一起带数百人，雇船逃往厦门了。兼护台湾道道台和台南府知府的安平县知县忠满，也弃军逃往厦门。部下的叛逃，更使刘永福内外交困，而莫展一筹。台南的形势更为严峻了。

    尽管如此，刘永福仍然决心抗敌，力撑危局。此时，王德标正在嘉义县养伤，“英气不衰，誓吞敌”注13，刘永福命其在嘉义据守，但仍感前敌统将乏人，文案吴桐林力举杨泗洪“可当大任”。他深以为然即命杨泗洪统镇海中军正营、后营、前军右营、武毅右军右营兼吉林炮队共五营，“节制黑旗前敌诸军，及各地义勇队，咸归调遣”。注14

    杨泗洪(一八四八——一八九五年)，字锡九，江苏宿迁人。出身于拳技世家。“性倜傥，有远志”。“好济人危急，削不平。”曾投效湘军，积功保至游击。一八四四年，刘铭传奉旨赴台治军，杨泗洪以营官随行。时法军侵台，在沪尾一战中，杨泗洪“率部挫其锋，敌为却”。刘铭传“极奖藉之，由是名大著”。注15累保记名简放提督，赏硕勇巴图鲁勇号。又奏署台湾镇总兵。后刘铭传因故辞职离台。至一八九一年，邵友濂任巡抚，尽废前任之政，裁撤防军，将杨泗洪降为营官。及日军侵台，连陷台中诸城，杨泗洪义愤填膺，决心守土不去，以恢复为己任。既奉命节制黑旗前敌诸军，为刘永福之知遇和信任感泣不已。他对吴桐林说：“我当以身报大将军知遇之
恩，庶不负先生牙齿力也。”注16遂集队誓师，当众宣言，“励其忠义之气，激以夷狄之辱，垂泪而道，士气奋发，慷慨启行。”注17

    刘永福在任命杨泗洪节制前敌诸军的同时，又接受文案吴桐林、罗绮章的两项建议：一、“议抚”；二、“仿内地保甲,行联庄法,令各乡自近及远，渐次举行。”注18所谓“议抚”，即招抚各地抗日的义首；所谓“联庄法”，“即一庄联十，十庄联百。由合南联至台中，由台中联至台北。倭至则协力攻倭，倭去则严查土匪。”注19刘永福以台中抗战数月，以新苗义军之功居多。彰化之陷，徐骧带二十人突围至台南，刘永福慰之，命入卑南募兵。于是，台南各地的义首纷纷应招，其中著名者为简成功、筒精华、黄荣邦和林义成。简成功，原名大肚，嘉义大莆林人。其子，简精华，原名婴(一作“宜”或“义”)。黄邦荣，原名丑，嘉义中埤庄人。皆应招后改为现名。林义成，乳名小猫(一作“少猫”)，又名苗生，恒春阿缑人。日军侵台后，“招义民，据凤山岭以抗”注20，并与简精华互通声气。“倭之据大莆林也，精华宰羊豕，除道路迎倭。倭至，责精华献妇女二百人，精华不应。倭酋怒，挟精华至其家，搜得妇女六十余人，纵兵淫污，精华家人奸辱尤酷。精华怒，送款台军。于是，荣邦、义成皆受抚，愿效死。”注21九月一日，刘永福檄简成功总统义军，统义民十一营。林
义成率所部至，亦合为一军。刘永福重新恢复清军与义军联合抗日的体制，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抗日形势的发展。

    九月初，杨泗洪率黑旗军和义军北上御敌。刘永福知其“每战必先”，“诫其自重”。杨泗洪答曰：“我如驱饥羊，搏饱虎，利在速战，机在勇决。我苟不先，士气少沮，无能为也。”注22刘永福知其心迹，默然无语。时日军已据大莆林。三日，杨泗洪率黑旗军至嘉义北打猫庄，探知日军在大莆林街内。大莆林在嘉义城北三十里，台南孔道，为必争之地。下午一时半，杨泗洪下令将大莆林围住。当时，驻守大莆林的日军有两队：一是涩谷在明中佐的近卫骑兵大队；一是千田贞干少佐的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涩谷急召千田等军官会议，以商讨对策。多数人认为：当务之急是“须确保后方的交通”，黑旗军若袭击他里雾，则此处“与后方的联系必定完全断绝”。涩谷亦以为然，决定派第八中队回守他里雾。下午四时，日军第八中队突围奔向他里雾，途中遭到黑旗军的堵截。日军伤亡多人，无力再战，只好伏在水田里，待日落后逃出，连夜奔向他里雾。前进约二里，遇三名日本人，经询问后才知乃是他里雾的通信骑兵。原来，当天下午，杨泗洪釆取声东击西之计，佯攻大莆林，而以黄荣邦乘虚袭击他里雾，包围了日本通信骑兵队所住的神庙。日本骑兵“知寡不敌众，便锁住神庙大门坚守”。注23此时，“阿丑(黄荣邦)自手大斧劈门，七人随之。敌枪乱发，阿丑跳而入。敌越墙遁，有走散者，死于路。”注24活命者仅三人。他里雾已被黑旗军占领。日军第八中队得知情况有变，只好又返回大莆林。

    九月四日，日军被围粮绝，涩谷在明命令第八中队到各村抢粮，抢完后即杀人烧庄。参加抢粮的日本兵野口要藏，在寄回国内的书信中写道：“四日，因征集米谷，我小队被派往西南方向的村落，杀‘土匪’，烧村庄。征集归来时，又奉命将前方的村庄烧毁。”注25 

    随后，涩谷又命这个中队绕过他里雾，与莿桐港的第六中队会合。这天，由莿桐港派出的一支运输队，也在他里雾附近遭到黑旗军和义军的袭击，除二人逃回外，悉数被歼。注26日军为了报复，于五日凌晨一时对他里雾实行火攻，纵火烧房，把整个他里雾街变成一片火海。而黄荣邦因在头一天看见敌骑出哨，知敌必来攻，率部伏北部庄，从而避免了这场火难。 

    至九月五日夜，在大莆林的日军已被围困整整三昼夜，且与后方的联系已断，半点接济全无。于是，涩谷在明与千田贞干议商，决定北撤。六日晨，日军刚作好撤退的准备，黑旗军和义军即对大莆林发起了总攻。据日方记载：黑旗军“从嘉义城运来山炮(两门)，以炮击激励士气，弹着亦甚良好。”激战两个小时，日本“士兵携带的子弹都已打光，因兵力不足，涩谷中佐、千田少佐等军官不得不从事搬运弹药。”据统计，当天日兵发射的子弹平均约为每人三百六十发。注27可见战况之激烈。最后，涩谷下令向北突围，“踉跄奔出，出则被我军截击，敌大乱”。注28杨泗洪率军从后追击，见有日将殿后，欲生擒之，脚部中弹，“犹裹创督战，且战且息，屡犯屡突。……寇且败退，腹又中弹。”被部下救回后，延至八日而逝。台南绅民“闻其殒，巷哭罢春，多有持纸钱、麦饭哭祭柩前者。”注29刘永福痛失勇将，“于野外招其魂，哭以奠之，并厚恤其妻子。”注30 

    日军从大莆林突围后，逃至他里雾，又会合该处日军北撤，奔莿桐港，渡浊水溪，于九月九日至北斗镇始停。于是，台中之云林县收复。“各处日军多退，云林也无敌踪，敌军大震。”注31涩谷在明逃至北斗后，星夜赍文向北白川能久告急。北白川增派部队，欲夺取云林境内的树仔脚。此处前临浊水溪，“溪中一带沙漠，数里无人居处，中多蔗园、林投、芦苇，可为埋伏之所。沙埔暗埋竹钉，桶上铺竹木，马军多陷于泥淖，人马死者甚多。”两军在此对峙近一月。日军于“日间越溪而战，夜间即退驻北斗”。在彰化县境内，北斗以东，有南投的义首张圭等，“暗行聚众，欲由山后包抄”，北斗以西，有海丰崙的陈赣番，“亦有内应之意”。注32北斗的日军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对抗日力量来说，当时的形势固为有利，但台南的粮饷不继，兵力也得不到补充，已经无力再进一步发动攻势。时人称：“时台兵军声颇起……盖自精华等受抚，义民矫捷可用，虽用土枪，能卧击，无虚发；且稔习地势，蓦山越涧，尤为长技，聚散前后，飙忽猱腾，每绕倭兵后路，倭人畏之。于是，台北、台中颇思反正。适联庄法已
及台中，颇著成绩。台北乡民闻之，愿潜人联庄受约束，期大军至，即内应同举。为台湾全局一大转机。而台南饷械已匮，不能派兵前进，台民觖望。”注33到十月上旬，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台南的形势便急转直下，毫无挽回之术了。


注1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第103页。

注2《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第489--490页。

注3《清德宗实录》卷346，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三日。

注4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05页。 

注5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1)，第133页。

注6 江山渊：《丘逢甲传》，见《中日战争》(6)，第398-399页。

注7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09页。

注8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1)，敌133、135页。

注9 《日清战争实记》，第46编，第31页。按：约款后书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又五月初十日”。“又五月”当即“闰五月”，“初十日”之“十”，盖为“七”字之误。易顺鼎亲与其事，称时在丁未(初七)之夜，可证。(见所著《盾墨拾余》)

注10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1)，第135页。 

注11 《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第111--112页。

注12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日战争》(8)，第410页。

注13 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6)，第344页。

注14 吴桐林：《今生自述》，见《中日战争》(6)，第425页。

注15 臧增庆：《清故记名提督署台湾镇总兵官殉难杨公神道碑铭》(抄本)。

注16 吴桐林：《今生自述》，见《中日战争》(6)，第425页。

注17 臧增庆：《清故记名提督署台湾镇总兵官殉难杨公神道碑铭》(抄本)。

注18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第104页。

注19 吴质卿：《台湾战争记》，见《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

注20 《台湾省通志》卷7，《人物志》。

注21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第104页。 

注22 臧增庆：《清故记名提督署台湾镇总兵官殉难杨公神道碑铭》(抄本)。

注23 《日清战争实记》，第46编，第16页。

注24 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6)，第344页。

注25 《日清战争实记》第43编，第15页。 

注26 《日清战争实记》第46编，第17--18页。 

注27 《日清战争实记》第46编，第19页。 

注28 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6)，第344页。 

注29 臧增庆：《清故记名提督署台湾镇总兵官杨公神道碑铭》(抄本)。 

注30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日战争》(6)，第426页。 

注31 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6)，第344页。 

注32 吴德功：《让台记》，见《割台三记》，第64、65页。 

注33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第105页。按：姚锡光曾述及黑旗军反攻彰化之事，论者或从之，然此实乃误笔。事实上，黑旗军之反攻台中，仅进至浊水溪南岸，偶尔逾溪偷袭，从未到达彰化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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