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湾民主国的成立

　
    早在马关和谈期间，台湾人民已经感到了台湾地位之岌岌可危。马关第一次会谈是在三月二十日。三天后，日军便攻占了澎湖。日本此举，一则企图迫使清政府早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一则为割占台湾预作准备。三十日，双方签订的《停战条约》，明确规定台湾不在停战范围之内。此消息很快地便传到台湾，群情为之激愤，料到两国“停战，台湾独否，敌必以全力攻”。三十一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奏称：“停战，台不在列，洋行得信喧传，台民愤骇，谓：‘此停战，台独不停，是任倭以全力攻台。台民何辜，致遭歧视？’向臣及林绅维源(督办台湾团防)环问，谓：‘战则俱战，停则俱停。’众口怨咨，一时军民工商无不失望。义勇尤哗。”注1台湾人民既痛恨日本侵略者之觊觎台湾，又对朝廷之歧视台民感到愤懑失望。于是，如何保台的问题便严峻地摆在台湾人民的面前。 

     此时，台湾人民尚未获悉，割让台湾正是马关和谈的主要内容之一。三月二十四日马关第三次谈判时，伊藤博文提出：“我国之兵，现往攻台湾，不知台湾之民如何？”以试探李鸿章的口气。李则答曰：“贵大臣提及台湾，想遂有往踞之心，愿停战者，固此。但英国将不甘心。”于是，日本对清政府妄想依靠列强保台便摸到了底。 

    四月一日，日本提出的和约底稿第二款，即要求将台湾全岛及所属诸岛屿永远让与日本。在十日的第五次谈判中，伊藤大施恫吓手段，声称，“广岛有六十余只运船停泊，计有二万吨运载，今日已有数船出口，兵粮齐备”，若中国不肯相让，“当即遣兵至台湾”。十五日第六次谈判时，李鸿章打出台民反对割台这张牌，冀有一线之转
机，对伊藤说：“我接台湾巡抚来电，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然日本侵略者割取台湾的决策已定，李鸿章之争辩只能是徒费唇舌。因此。伊藤的回答很干脆：“听彼鼓噪，我自有法。”“中国一将治权让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责。”“我即派兵前往台湾，好在停战约章，台湾不在其内。”注2清政府终于向日本完全屈服。十七日，《马关条约》在马关春帆楼签字，其第二款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让与日本。台湾人民一直担心的事情竟然成为现实了。 

    《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割台的消息便传到了台湾。“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注3清政府将台湾让与日本，不仅激起了台湾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也引起了台湾官绅的极度不满，纷纷提出抗议。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割台运动迅速在全台范围内兴起。 

在这个运动中，前工部主事丘逢甲是最重要的领导者。 

                                                                                 丘逢甲 

    丘逢甲(一八六四——一九一二年)，又名仓海，字仙根，号蛰山，又号仲阏，所著诗文常署南武山人或海东遗民。丘氏本为姜尚之后裔，周初封于营丘，因以丘为姓。战国以降，先祖迁徙不定。至南宋末年，二世祖从文天祥抗元，始定居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清乾隆年间，曾祖移家台湾，居于彰化县翁仔社。丘逢甲“幼负大志”，“毅然以天下为已任”。一八九九年，中进士，钦点工部主事虞衡司。但他无意仕途，告假还乡，主讲台中府衡文书院。日本挑起战争之初，丘逢甲以台湾孤悬海上，久为日本所垂涎，长叹曰：“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于此地，彼讵能恝然置之乎？”注4于是，他首倡组织义军，加强战备，以防范日军进攻。不久，唐景崧命其总办全台义勇事宜，“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帑，有事择调，再给粮械”。注5一八九五年三月，丘逢甲正式组成一支义军，共十营。其中，丘逢甲自带诚字三 营、靖字一营、捷字一营；其兄丘先甲分带信字三营；进士陈登元分统良字两营。当时，他奉命防守台北后路的南崁、后垅一线，颇寄希望于驻守台北战略要地的清军，认为“但使诸将协心，能与防地共存亡，倭寇虽凶，未必即能全占台省”。注6他相信，只要台北驻军能够守住，则台北后路的义军尽管力量单薄，也必能坚持到底。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朝廷竟然把台湾一省割给日本。 

    四月十八日，割台消息已经证实，丘逢甲上书抗议，质问朝廷：“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无负朝廷……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注7适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等，也联名上书清廷：“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雠，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并警告说：“睹此全台惨痛情形，岂有不上廑圣虑？但以议者必谓统筹大局，则京畿为重，海疆为轻故耳。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雠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大局必有不可问者，不止京畿已也。”注8他们的上书，表达了台湾人民誓死保台的决心。 

    四月十九日，唐景崧接总理衙门复电，略谓：“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又言：“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注9此电传出后，台北立即鸣锣罢市，绅民拥入
巡抚衙门，哭声震天。唐景崧鉴于台湾绅民强烈反对割台，迭奏电恳，两月之内电陈至二十余次之多。甚谓：“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又谓：“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注10清廷以和议已有成说，悉置不答。 

    至是，台湾绅民皆知让台之事已无可挽回。于是，以丘逢甲为首的台湾绅民，连日会商固守之计。前驻法参赞陈季同提出“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注11之策。众皆认为：“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全台生民百数十万，地方二千余里，自立有余。”注12这是自主保台之议的初步酝酿。 

    但是，当时一些官绅还幻想依靠欧洲各国来保住台湾。张之洞即力主“远交近攻”之策，“以重利求大国力助”。四月二十二日，他又致电唐景崧，提出“守口聘英将，巡海乞英船”的“庇英自立”注13之策，当天，唐景崧即与英国驻淡水领事金璋商谈，提出以台归英保护，请其将此请求转达于英国公使欧格讷。他还致电总理衙门称：“方今中外局势已成，非借西法联络各国无以自立。必先去找疑忌，且必有利与人，始肯助我。”四月二十七日，正式建议朝廷，将台湾归英国保护，“土地政令仍归中国，以金、煤两矿及茶、脑、磺三项口税酬之”。注14当然，这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因为此时英国政府已完全站在日本一边，俨然以盟国视之。金伯利即私下对加藤高明说：“英日两国，其利害关系颇为相同。今后日本必将加强其兵力，特别要努力加强海上之力量。……极希望今后两国交往益加亲密，经常保持友谊。果真如此，一朝有事之际，亦可互为帮助。”注15正由于此，当龚照瑷于五月一日会见金伯利商请保台时，金伯利便“坚以办不到辞”注16之。又电令其驻日代理公使劳瑟向日本外务省辟谣：“近来有英国要占领台湾之谣传，此纯系无稽之谈。英国声明决无占领该岛之意，但此声明请勿登报。”后来，英国政府还将此事之内幕密告日本，并称：“清国已得悉贵国将要求占领台湾岛作为和平条件之一，而欲预先杜绝日本之要求”，“因而断然拒绝其提议”。注17 
  
    求英国不成，又转而求法国。起初龚照瑷的态度很乐观。五月一日，他致电唐景崧，告“法有保台澎不让倭意”。二日，又致电总理衙门说：“密商保台澎办法，现台湾吃紧，法已派人护商，先遣员晤台抚，面商机宜，有兵登岸。请电台抚晓谕地方勿警疑。”注18确实，法国有染指台澎之意，并拉拢西班牙与之联合。但此举遭到了
德国的坚决反对。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竟代为日本出谋划策，以抵制法国。他对青木周藏说：“如法兰西或西班牙致送照会，可以明确答复，日本将决心占领台湾及澎湖岛。”注19由于德国的反对，法国占领台澎的图谋也就无法实现。四日，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对龚照瑗说：“保台一节，已联合西班牙、和(荷)兰，正在筹划，适闻中日新约批准，事势既定，动多掣肘，一切布置，徒费苦心。”注20借口条 约批准而收回了原先的“保台”许诺。 

台湾绅民一面运动各国援助，一面继续吁恳清廷设法挽回。 

    丘逢甲等写下血书，表示“誓不服倭”，并质问朝廷：“皇太后、皇上及众廷臣，倘不乘此将割地一条删除，则是安心弃我台民。台民已矣，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注21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忽行割地议，志士气为塞，刺血三上书，呼天不得宜。”注22即追忆此事而作。台湾绅民见运动英、法保台既无成效，呼吁清廷也无结果，不得已于五月十五日电总理衙门及各省大吏，其文曰：“台湾属倭，万民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注23十六日，唐景崧亦电总理衙门称：台民“愿死守危区，为南洋屏蔽”，“此乃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其拒倭与中国无涉。”注24
    这表明：台湾人民在“事难挽回”的情况下，决心要自主拒日保台了。 

    台湾绅民和唐景崧的呼吁恳请，不能不使清廷受到震动。先是，《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迫于全国上下强烈反对，“连日纷纷章奏，谓台不可弃，几千万口交腾”，以及“台民誓不从倭，百方呼吁”，即曾电谕李鸿章“再行熟查情形”，“详筹挽回万一之法”。及览五月十六日“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之奏，当日又电谕李鸿章“台湾难交情形”，再次命其“熟筹办法”。注25十八日，李鸿章复奏，谓接伊藤博文电告，日本新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已于十七日起程赴台，而且“词意甚为决绝”。并恐吓道：“此处恐开衅端，并连累他处，务祈慎重筹办，大局之幸！”注26所谓“他处”，主要是指京畿和辽沈两处。清廷怕就怕重开衅端，危及京畿和辽沈。所以，李鸿章的恐吓非常有效，清廷也就死心塌地，再也不敢存一丝挽回之想，只要眼前能保持苟安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为了“免致日人借口”，清廷便一面电令唐景崧开缺“来京陛见”，“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一面谕李鸿章饬令李经方迅速“前往商办”，以示“中国并无不愿交割之意”。注27 

    至此，台湾绅民终于完全绝望，“日集众会议，欲抗朝命”。注28五月二十一日，台湾在籍官员工部主事丘逢甲、候补道林朝栋、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等，在台北筹防局聚会。陈季同再申前议，于是自立民主之策乃定。遂铸金印一颗，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制长方形“蓝地黄虎”旗，“虎首内向，尾高首下”注29，以示臣服于中朝。丘逢甲等共议，推唐景崧为民主总统。二十四日，拟上民主总统印于唐景崧，以是日日舰来犯沪尾炮台而未果。 

                                                                        台湾民主国国旗 

                                                                      台湾民主国国玺 

    五月二十五日，台北绅民拥至巡抚衙门，由丘逢甲等捧送民主总统印及国旗。唐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北面受任，大哭而入。于是，改年号为“永清”，寓永远隶于清朝之意。正式宣告台湾民主国成立。时人有诗云：“竞传唐俭是奇才，局面翻新自主裁。露布已令神鬼泣，玉书曾见凤麟来。”注30又云：“玉人镌印绶，戎仆制旗
常。拥迎动郊野，宣耀照城阊。覆舟得援溺，黔首喜欲狂。”注31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成立民主国的振奋心情，以及当时集众献印旗的盛况和兴高采烈的动人场面。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 

    其一，将成立民主国之事布告中外，晓谕全台。台湾民主国成立的当天，唐景崧即致电总理衙门：“台民前望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注32同时通电各省大吏，说明成立民主国之缘由。并发布告示，晓谕全台：“惟是台湾疆土，荷大
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须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台民亦张贴布告称：“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改。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
愿拱手而让台。……因此槌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注33这些台湾民主国的文献，反复说明的是一个意思，即在台湾成为“弃地”的情况下，台民“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御敌寇而保台。这乃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临时应变措施，把它说成是成立独立国家或搞独立运动，都是完全错误的。 

    其二，设置新的机构，并重新任命官员以补内渡官员之缺。台湾民主国总统下设三个衙门：改布政使司为内务衙门，以刑部主事俞明震主之，对外称内务大臣，其关防文曰“台湾承宣布政总理内务衙门关防”；改筹防局为外务衙门，以前驻法参赞副将陈季同主之，对外称外务大臣，其关防文曰“台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防”；改全台营务处为军务衙门，以礼部主事李秉瑞主之，对外称军务大臣，其关防文曰“台湾军务衙门关防”。诸大臣对内称督办，“所有应办事宜，即着该衙门悉心核议，呈请抚台核夺。其余地方民事，仍由道、府、厅、县照旧办理。抚台于外洋各国称台湾民主国大总统，而于本省文武属员仍照衔相称。”注34台湾民主国之改官制，主要是迫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或改衙门的名称，或对外变换官员的职衔，并不意味着原先的封建衙门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在三个衙门之外，还设立了议院，并拟推举台湾首富太仆寺卿林维源为议长。但林维源并未就议长之职。据载：“设议院，集绅士为议员，众
举林维源为议长，辞不就，余亦不出。唯拔贡陈云林、廪生洪文光、街董白其祥数人就职。”注35所谓议院只是一个空架子，仅有数名议 员以撑门面，并未真正成立起来，更谈不上“立法机关”的作用了。再就是割台明文下达后，台湾的府、道、厅、县官员及将领大都内渡，民主国一成立，便立即任命新的官职以填补空缺。这样，台湾抗日的领导体系才得以维持，没有因大批官员内渡而趋于瓦解。并对其后台湾的反割台武装斗争起了组织保证的作用。 

    其三，建立清军与义军联合抗日的新体制。台湾原有的驻军甚少，仅二十余营。战争爆发后，巡抚邵友濂陆续招募新营。清廷又谕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南澳镇总兵刘永福酌带兵勇赴台。旧有新募各勇，“统计当在八十营之数”。注36唐景崧署台湾巡抚后，对编制义勇的工作甚为重视。他认为：“湘、淮勇丁到台不服水土，又虞吃紧之际，难于隔海招军，惟有就用台民之一法。”注37由于清政府饬令在台官员内渡，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及统兵官廖得胜、余致廷等先后回到大陆，清军营救大为减少，义军的作用更为突出。民主国成立后，除由全台义军统领丘逢甲统十营义勇外，又任命吴汤兴为台湾府台军统领，统六营义勇。其后，刘永福檄简成功为义军统领，带十一营，协防台南。在当时来说，建立清军与义军的联合体制是一个创造，为台湾的反割台武装斗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注1 《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中日战争》(6)，第381页。 

注2 《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东行三录》，第238、245、252--253页。 

注3 江山澜：《徐骧传》，见《小说日报》第9卷，第3号。 

注4 江山渊：《丘逢甲传》，见《中日战争》(6)第396、398页。 

注5 《收署台湾巡抚唐景崧文》，《朝鲜档》(2414)。 

注6 丘琳辑：《丘逢甲信稿》，《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注7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第109卷，第5页。  

注8 《户部主事叶题雁等呈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3022)，附件一，第39卷，第36页。 

注9 《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中日战争》(6)，第385页。  

注10 《台海思痛录》，第7页。 

注11 陈衍撰：《闽侯县志》第69卷，《陈季同传》。 

注12 《台海思痛录》第7页。  

注13 《张文襄公全集》，见《中日战争》(5)，第106、107页。 

注14 《台湾唐维卿中丞奏稿》，《中日战争》(6)第387、388页。 

注15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874号。 

注16 《节录龚大臣中英法往来官电》，《中东战纪本末三编》第2卷，第60页。 

注17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819、884号。 

注18 《节录龚大臣中英法往来官电》，《中东战纪本末三编》第2卷，第60页。 

注19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812号。  

注20 《节录龚大臣中英法往来官电》，《中东战纪本末三编》第2卷，第60页。 

注21 《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中日战争》(6)，第388页。 

注22 《岭云海日楼诗钞》卷2，《重送颂臣》 

注23 《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1)，第204页。 

注24 《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中日战争》(6)，第392页。 

注25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第110卷，第14页；第112卷，第12页；第112卷，第11页。 

注26 《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第60--61页。 

注27 《清德宗实录》卷366，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注28 吴德功：《让台记》，见《割台三记》，第34页。 

注29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第94页。 

注30 黄家鼎：《补不足斋诗钞》，见《中东战纪本末续编》第2卷，第19--20页。  

注31 洪弃父：《台湾沦陷纪哀》，见《民族英雄吴汤兴文献》，《台湾风物》第9卷，第5、 6期。 

注32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第113卷，第3页。 

注33 《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1)，第202--203页。 

注34 胡传：《台湾日记与禀启》，第264页。 

注35 连横：《台湾通史》上册，第70页。 

注36 《收台湾巡抚邵友濂文》，《朝鲜档》(2262)。 

注37 《收署台湾巡抚唐景崧文》，《朝鲜档》(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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