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威海卫的军事地位和防务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遥相对峙，共扼渤海的门户。故威海卫素有“渤海锁钥”之称。此地在古代本为滨海渔村，汉时称石落村，元时称清泉夼。明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为防御倭寇的侵扰，曾设卫于此，名曰威海卫。卫城前临海湾，背枕群山，峰峦连绵起伏，三面环绕。港湾广阔，其南北两岸山势险峻，蜿蜓而东，犹如两条巨龙腾越海中，刘公岛恰似一颗明珠置于港口中央，形成二龙戏珠之势。在港湾附近，明礁暗石，森列潜藏；列岛群屿，星罗棋布。此港形势堪称险要。古往今来，曾有无数骚人墨客咏叹其险,如称：“形势天然鬼工造”注1，“巨镇天开海国雄，屹然海际跨瀛东”。注2绝非过分的夸张。

                                                                  甲午战争时期的威海卫城

    近代以来，威海卫的军事地位再度受到重视。一八七四年四月，日本出兵进攻台湾，侵扰达半年之久。清廷切感海防空虚，思为亡羊补牢之计。同年十一月五日，恭亲王奕訢等奏称：“有鉴于前，不得不思毖于后。”注3奏上，谕沿海各省督抚“亟应实力讲求，同心筹办”。注4于是筹备海防问题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最先
提出在威海卫建立海军根据地的是郑观应，他说；“今宜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则北连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彼不能赴此而北，又不便舍此而东，则北洋之防固矣。”第二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筹办海防折》中进一
步提出威海卫设防的具体计划：“威海地势……紧束，三面皆系高山，唯一面临海，而外有刘公岛为之屏蔽。刘公岛北、东两面为二口门，岛东口虽宽，水势尚浅，可以置一浮铁炮台于刘公岛之东，而于内面建一砂土炮台，海外密布水雷，闭此一门，但留岛北口门为我船出入。其北口门亦有山环合，可以建立炮台，计有三砂土炮台于内，有二浮铁炮台于外，则威海于口可以为轮船水寨。轮船出与敌战，胜则可追。败则可退而自固，此威海之防也。”当时，赞成此议者倒是不乏其人。但是，威海筑台设防需费极巨，一时不易筹办，故进展十分迟缓。

    直到一八八一年，威海始成为北洋舰只的屯泊之所。注5同年，清政府决定在威海设鱼雷局，但未即兴办。一八八三年，李鸿章命候补道刘含芳主持，在威海金线顶建鱼雷库及学堂，并在刘公岛设水师机械厂、鱼雷营料库、雷厂等。一八八六年，山东巡抚张曜专程到威海进行实地考察，接见地方名流，以征询意见。注6次年，威海的海防工程才得以全面展开。是年，李鸿章奏派绥、巩军驻威海，以道员戴宗骞为统领。戴宗骞自带绥军四营一哨驻威海城郊和北岸；分统总兵刘超佩带巩军四营驻威海南岸。一八八八年，又调派护军两营驻刘公岛，以总兵张文宣为统领。以上各营皆直辖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战争爆发后，威海海防吃紧，绥、巩、护诸军又各增募二营。至是，威海驻军已达到十六营一哨。其驻地如下表（表略）：

    在调派清军驻扎威海的同时，威海港湾南北两岸、刘公岛、日岛等处还修筑了新式海岸炮台多座。这些炮台全系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大尉设计和修建。按照最初的设计，拟建炮台八座。后因海上防御仍嫌薄弱，又陆续建造五座。至一八九O年，威海共建成十三座海岸炮台。所用大炮全部购自国外。其中，除刘公岛西北端的公所后(麻井子)炮台和威海南口的日岛炮台外，皆配备以德国克鲁伯厂制造的大炮。公所后炮台和日岛炮台则建成“暗台”，采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制造的大炮。此台“藏炮地中，俗名地阱炮。敌人无从窥，炮弹不能及。其炮以水机升降，见敌至则升炮击之，可以圆转自如，四面坏击，燃放之后炮身即借弹药坐力退压水汽，徐徐而降，复还阱中。其法先掘一阱，藏炮于中，上施钢盖，适与地平，所用炮手两人亦伏地中，以防敌弹飞堕。距阱稍远，多筑土堆，阱东土西，使敌疑惑。开炮之顷，烟焰迷天，不能辨炮在何所。又备小望台一座，略出台面，探视敌情，测量准的。”时人多称此台“厥制新异，足资海防”。注7一八九一年后，威海南北两岸又建造陆路炮台两座，以护炮台后路。战争爆发后，更在威海南北两岸炮台后路增筑临时炮台多座。至是，威海共修筑了各类炮台二十五座。

    威海炮台工程之宏大，构造之雄伟，曾引起许多人的赞叹：“一台尽聚九州铁，熔铸几费炉中烟？”“意匠经营世无敌，人工巧极堪夺天！”注8李鸿章观察威海炮台后，也认为：各炮台“均得形势，做法坚固”，“相为犄角，锁钥极为谨严”。并夸口道：“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注9当时，人们只看到台坚炮利海防巩固的一面。而没看到炮台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的一面，结果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悄绪，从而给日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威海海岸炮台的主要缺陷是后路空虚而无保障。注10英人泰莱即曾指出：“威海南岸之陆路炮台，其后路外无保障，敌人可由此来攻也。”注11对于炮台后路空虚的问题，炮台设计者后来辩解说：“诸凡兴作之工程，皆余构运之心计也。惟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当时曾具禀声明，并条陈慎防敌军由陆后犯事宜。惜有胶执成法者，妄谓但须于台后树立木栅，已保无虞。是否怀挟私意，余不敢知，而职此之故，遂与当事者意见不洽。”注12尽管汉纳根把责任推卸给所谓“胶执成法者”，但还是承队了炮台设计中的问题。这是后来日军
决定从威海后路“蹈瑕而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注13

    战争爆发之初，李鸿章十分担心“威海南口太敞，日多诡计，设黑夜以雷艇入袭，恐自扰乱”。丁汝昌提出：在威海南北两口“布置水雷及制挡雷练木桩、鱼网等件”。注14适税务司德璀琳亦有同见。李鸿章便批准了这个建议。其办法是：将长丈余、直径一尺半左右的木材排列海口，以大铁索相连接，每隔一定的间距用锚固定于海底，以防风浪或潮水之冲击。木栏附近，遍设沉雷、浮雷、电雷等各种水雷。这就是所谓“水雷拦坝”。威海南口由刘公岛东端之东泓至日岛设木拦两层，布水雷五层；由日岛至龙庙嘴下设木栏一层，亦布水雷五层。北口由刘公岛西端之黄岛至北山嘴下设木栏两层，布水雷七层。两口共布水雷二百四十八颗。于是，威海南口全被
堵塞，“在北口水栏中间设一活动口门，用时启开，平时关闭。有此水雷拦坝，李鸿章相信敌人势难越雷池一步。直到日军已攻占威海南帮炮台时，他仍然认为：“水雷拦坝得力，倭船必不敢深入。”注15。后来事实证明，水雷拦坝并不能使威海卫口成为不可逾越的天堑。

    原来，李鸿章曾经说过，威海卫海军基地“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注16这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他的主导思想始终是一个“守”字。早在一八七四年，他即提出：“中国兵船甚少，岂可往堵敌国海口？”并声称“欲其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广袤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亦无甚碍。”注17后来，尽管海军力量有所发展，他的这一恩想也未改变。一八九O年，即北洋海军成军后的第三年，李鸿章在验收旅顺船坞后奏称：“将见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裨益于海防大局诚非浅
鲜。”注18直至战争爆发的前夕，他仍然认为；仅就现有海军力量，“以之守口尚足自防”。注19战争爆发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一观点：“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注20在李鸿章的消极防御方针指导下，威海卫海军基地只能成为一座待敌来攻而被动防守的要塞了。

    对于北洋海军的实力，李鸿章是有他自己的估计的。他认为，中国海军弱于日本。当丁汝昌请求带海军主力出海探巡时，他说：“此不过摆架子耳！”并反问丁：“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注21如何判定海军的强弱？李鸿章特别强调军舰的航速，他说；“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由于“快船不敌”，便得出了“海上交锋，恐非胜算”的结论。注22李鸿章看到了北洋海军本身的弱点，有其面对现实的正确的一面。但是，以弱胜强亦是兵家常事，问题是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克敌制胜的作战方针。而李鸿章却提出了一条。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方针。

    北洋舰队每次出海游巡前，他总是指示丁汝昌。须相机进退”注23，“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注24并警告丁：要对“坚船”“担保必无他虞”；否则，“致有意外疏失，定惟水师是问！”注25这样，便极大地束缚了海军的手脚，使其处于单纯防御的被动挨打的境地。李鸿章的“保船制敌”之策，实际上是用虚张声势来吓唬敌人的办法。根据他本人的解释，其办法是：舰队“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注26他甚至相信：“一月内必须往来两次，则我局势稍固矣。”注27不久，他也感到这个办法不灵，深“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注28，所以又告诉丁汝昌“此后海军大队必不远出”。注29这样一来，连“猛虎在山之势”也谈不上了。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更是信心全无，自称：“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因此，他又提出：“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从令海战。”注30并指示丁汝昌：“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注31明确地表示要避战保船了。

     自日军窜犯辽东以后，战局每况愈下，旅顺岌岌可危。十一月十三日，丁汝昌奉命率舰抵旅顺探查，但形势已不允许他在旅顺多停留，便于当天返航威海。十四日晨，各舰鱼贯驶进威海北口，定远在前，镇远继之。适连日西北风盛，又以定远先行分水力大，航标被推向东南，镇远驶靠舷左侧之航标而进，遂被礁石擦伤多处，伤情严重。注32即由上海请来外国技师赶修，连修一个多月。始勉强补塞，但已不能出海任战。时战局方棘，而海军首重铁舰，镇远管带林泰曾以巨舰受伤，有负重任，忧愤自杀。杨用霖被任为护理左翼总兵兼署镇远管带。镇远与定远本是姊妹铁甲，作战时必须相互依持，如今镇远既伤情如此，定远势难独自攻战。这样，舰队更只能困守在威海卫港内了。

    在此期间，针对北洋舰队的状况，李鸿章拟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不是不见成效，就是计划落空：

    第一个措施，是任命洋员帮办北洋海军提督。十一月十五日，李鸿章电丁汝昌：“顷札马格禄帮办北洋海军提督，帮同认真办事。若遇海战，务奋勇御敌。……即传谕各管驾以下员弁谨受指挥。”注33马格禄是英国人注34，本为拖船船长，在天津大沽间驾驶拖船，对海军战守一窍不通。此人嗜酒如命，终日沉溺于醉乡，以酒徒而闻名。李鸿章轻信了德璀琳的举荐，委任他帮办北洋海军提督。对此，马格禄的同事英人泰莱评论说，“以斯人而当斯任，实乃可悲之蠢事。”注35后来，到日军进攻威海卫时，马格禄先是毫无作为，每日求慰藉于杯中之物，后则积极鼓动投降，促成了北洋舰队的覆没。

   第二个措施，是聘用“挟奇技来投效”注36的洋人。这就是李鸿章的顾问毕德格所举荐的两个美国人宴汝德和郝威(或译作浩威)。他们在来华途中曾被日人扣留，后被释放，与毕德格同船到达上海。毕德格极称：“稔知其人”，而李鸿章此时正一筹莫展，徒然坐困愁城，闻之大喜，令丁汝昌察看。他对此颇寄希望，认为：“如在威(海)试果能有效，沉其快船，亦转危之机。”于是，批准宴汝德、郝威二人经烟台去威海。他们到烟台后即“密录十事”：“一、在口岸造炮台，精强水师不能攻入；二、运兵登岸，敌不能看见；三、打沉敌船，停泊开行皆能打沉；四、活捉敌船，使不受伤；五、经过敌炮台，使敌不能看见；六、经过敌设水雷处，无险；七、使雷艇靠近战船，敌不能看见；八、改制商船如同精强战船一般；九、四十八点钟时候，能将炮台口岸布置严密，并不用炮台、水雷；十、能毁近水炮台。”注37并提出，中国如愿聘用，须先预付一万元美金。丁汝昌以事关重大，不敢擅自做主，请示李鸿章：

    “责成太重，把握尚无，应请宪酌。”这分明是一桩丑恶的骗局，李鸿章却认为：“无论其办法有无把握，不妨试验，留之必有用处。”注38宴汝德、郝烕二人被聘用后，一面以到国外购买药品为由，拖延试验毁“敌船”的时间，一面根据简单的机械原理，搞一点喷水的试验，以蒙蔽中国官员。其“办法是在艇尾上建造一部喷水机，舰在海面上行驶时就会喷出水来，可是经过试验，并没有什么实效”。注39及至威海卫吃紧，宴汝德便携巨额订金而去。郝威自愿留下，得到批准。后来，就是这个郝威提议假托丁汝昌的名义作投降书，并亲自起草。李鸿章指望靠洋人的“奇技”来创造奇迹，终未能如愿以偿。

    第三个措施，是奏调南洋水师主力舰只到北洋助战。战争初期，曾有人建议调南洋数舰到北洋听差，以壮声势，李鸿章皆未采纳。经过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失船五号，余多被损赶修”，“暂无船可战”，李鸿章始通过盛宣怀向翁同龢呼吁，请旨电饬南洋“暂调南琛、南瑞、开济、寰泰四船至威，旅帮助守护，暂听北洋差遣，以济眉急”。注40在翁同龢的支持下，朝廷于九月二十九日批准了北洋的请求，谕“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注41第二天，两江总督刘坤一便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前敌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兼筹并顾”注42为由，要求免派。清廷左右为难，只好将此事暂时搁置起来。十一月七日，即大连湾弃守的当天，李鸿章致电督办军务处称：“海船现仅修好六只，小雷艇仅二只可出海，力量夙单，未便轻进，致有损失。”注43清廷见局势日危，再次电谕南洋，商调四艘战舰北上助剿。署南洋大臣张之洞不便硬拒，便提出要北洋派人“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因其“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并激昂慷慨地表示：“统之率以北行，无论胜负如何，必能拼命一战，为北洋助一臂之力。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注44实则此皆非由衷之言。李鸿章以此电告丁汝昌，丁复电称：

    “查南洋船所缺何项人才，未能悬揣，且往返亦需时日。该船历年操练已久，亦非不能驾驶出洋。应请电致香帅，速饬行速炮、快四船迅将领配一切赶紧备齐，并子药军火多储速配，迳驶来威。昌即酌添得力员弁，再筹会剿。”注45往返电商多日，而旅顺已危在旦夕，张之洞却顿食前言，拒绝派舰北上。当清政府筹办三洋海军之初，左宗棠曾经为之担心：“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注46不幸而被他言中了。李鸿章借调南洋舰只以加强北洋舰队的计划终告失败。

   旅顺口陷落后，北洋舰队局促于威海一港，所游弋之处亦不过西至登州(今山东蓬莱)，东至山东半岛东端之成山头而已。此时，丁汝昌虽屡被参奏，然仍积极备战。他向各舰发布了如下的训令：

“一、现在新补炮员，技艺尚未娴熟，各舰长务令急于练习，以至精巧，而期临事必中。

二、各舰长公余之时，宜悉心讲求战术，通力画策，勿托空议。

三、各舰所需之弹药火器，务在威海领收存贮，以备缓急。

四、各舰所需之小修理及零星要具，务于威海机厂办之，并着该厂急制应用。

五、煤炭、淡水，各舰皆须满载其量，以为随时出航之准备。

六、凡有动作，皆须敏捷，勿得稍涉缓慢。”注47同时，还整饬军纪，密缉奸细，严禁海军官兵酗酒赌博，明令所有舰员非公务而上陆者处重刑。

    从当时威海设防的情况看，尽管北洋舰队力量大为削弱，但日军要想从海上攻入还是极其困难的。威海防御的弱点仍在陆路，而陆上炮台则归陆军指挥。恰恰在陆上炮台的防御问题上，丁汝昌与威海陆军主将戴宗骞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他们争论的问题有二：

   一是如何防御日军从陆路进攻威海的问题。戴宗骞提出了“御敌于境外”之策。他说：“却敌于境外，尚可以战为守，若纵敌深入腹地，彼则尽锐环攻，我则势成坐困，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先发制人？”注48 并准备将威海陆上防务交丁汝昌兼管。戴宗骞“御故于境外”之策并非不好，但抽调主力去打游击，必使后路炮台陷于危殆。
因此，丁汝昌提出“游击之师不得不仰仗抚军”，并规劝他打消主意：“尊意倭逆万一登岸，吾仲已选锐卒，以备亲率迎剿前路抵御，固为得机得势，惟兵力过单，恐后路不足为固，诚以为虑。委以鄙人照料，临事在海分调船艇，犹惧不能悉当，岂有余力指挥在岸事宜？伏念威海陆路全局系于吾仲，卓宜持重，总期合防同心，一力固守，匪惟一隅之幸也。”注49李鸿章也不同意戴宗骞率队远出，严令曰：“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注50但是，戴宗骞仍不愿改变主张。丁汝昌已经看出这一点，因电李鸿章称：“戴道意，敌无论何处登岸，以抽绥巩军队驰往剿捕为重。惟地阔兵单，万一不支，后路炮垒设一有失，为贼所用，则各军舰势难支。”注51戴宗骞则进一步申述已见：“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宗骞来往察度情形，仍求中堂俯采愚者之一得，准备因地审势，自酌战守。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总之，一拚比较略有所济，以报中堂。”注52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李鸿章的态度有所改变，同意他派三个营前路抵御，说：“东军、戴道三营均打游击，只要真打，可牵贼势。”注53无论是戴宗骞还是李鸿章，部对敌人确乏正确的估计，以区区三营之众怎么能“牵贼势”呢？不过，丁、戴关于威海防御之策的争论，倒暴露了二人之间久已存在的不和。尽管李鸿章极力调和
其间，劝之曰：“师克在和，宜虚心和商。”注54然欲消释前嫌，又淡何容易！

    二是关于拆除龙庙嘴大炮的问题。先是，丁妆昌发现威海南帮炮台的布防存在严重问题：在三座海岸炮台中，皂埠嘴、鹿角嘴二台皆有长墙地沟保护，“惟龙庙嘴炮台隔在墙外，上有高冈，敌若抄后，实难守住”。因此，他与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相约，“水陆共护此台，倘万不得已，拆卸炮栓、钢圈底，归鹿角嘴炮台，免致为敌
所用”。注55当日军将迫近威海时，丁汝昌见情况危急，又“挑奋勇安插其中，暗备急时毁炮”。注56并拟先将各台备用钢底、钢圈取存刘公岛上。因此事未商于戴宗骞，引起他的极度不满，表示强烈反对：“威并未见敌，而怯若此！半年来，淮军所至披靡，亦何足怪！宪谕特言台炮能回打，龙庙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轻弃？”注57“禹(廷)如此胆识，焉得不弹？“大敌当前，而海陆主将交恶，使李鸿章大为恼火，加以严斥：“吾令戴与丁面商妥办，乃来电负气争胜，毫无和衷筹商万全之意，殊失厚望！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拚老命而已！”然而，是非难辨，他便游移两可，不明确表态，复电说：“陆路防务责成应在该道。然如丁言，若临警，龙庙嘴不守，则岛、舰受毁，亦不可不虑。”注58未过多久，果如丁汝昌所料，龙庙嘴炮台先被敌占，并为敌所用。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立即电告北洋：“南帮炮台皆失，惟龙庙嘴炮台钢底、钢圈未下，现水师及岛内均受大敌。”李鸿章始悟丁汝昌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谓：“电称龙庙嘴台已失，余尚无恙，可知雨[禹]廷实有先见。”注59无奈为时已晚矣！

    由于威海海陆主将不和，不能和衷协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成为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有的海军将领总结战争教训说：“沿海各带炮台，水雷营等处，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威海之败，诚为此也。”注60这个教训是多么惨痛！

    前敌将领交恶固然是一种内耗，但言官的滥施攻击未尝不是一种内耗，甚至是更为严重的内耗。自开战以来，丁汝昌屡遭攻讦，多次被议，在内心增加了沉重的负荷。他在一封信里充分地流露了自己不安而又异常愤懑的心情：“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注61

    不久，丁汝昌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朝廷降旨将他拿京刑部治罪，其罪名是：“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海军多年。自倭人肇衅以来，迭经谕令统带师船出海援剿，该革员畏葸迁延，节节贻误。旅顺船坞是其专责，复不能率师援救，实属恇怯无能，罪无可逭。”注62这对丁汝昌的打击是很大的。据一洋员记述，当时他“惟望死于战阵”，因此在战斗中“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注63此时，前敌将领纷纷致电北洋，吁恳设法挽回。刘步蟾等电称：“丁提督表率水军，联络旱营，布置威海水陆一切，众心推服。今奉逮治严旨，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且军中各洋将亦均解体。当此威防吃紧之际，大局攸关，会恳宪恩，设法挽转，收回成命，暂留本任，竭力自赎，以固海军根本之地，而免洋将涣散之心，实为深幸！”注64李鸿章也为之婉转求情：“今丁既逮问，自无久留之理，惟威海正当前敌，防剿万紧，经手要务过多，一时难易生手。可否吁恩暂缓交卸，俟遴选得人，再行具奏。”注65朝廷虽不允所请，但已松了口气，寄李鸿章电旨称：“丁汝昌著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李鸿章揣摩旨意，立即示意丁汝昌，“查经手事件所包甚广，防务亦在其内，应令丁提督照常尽心办理，勿急交卸。”注66这样，丁汝昌逮京问罪的事便暂时缓下来了。

    丁汝昌虽处境十分困难，但仍力图振作，筹商水陆战守。当时有日军欲扑山海关的传闻，丁汝昌勉励诸将说：“倭赴榆关，料不易逞志，铤而走险是其惯习，宜更防其回扑我境也。”提出要提高警惕，预防敌人玩弄“声东击西”的诡计。又曾针对清政府派德璀琳东渡一举，要求诸将不要因朝廷求和而动摇保卫国土的信念，而更
应“纾力增备”注67及时筹办防务。

    德璀琳赴日被逐后，清政府于一八九五年一月五日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商。张、邵尚未起程，即传来日本欲犯山东的消息。一月九日，李鸿章接伦敦来电：“风闻日本不肯停战。日本派兵已赴山东各口侦探，如有可以上岸之处，即将陆军渡上。”注68这个消息的可靠性是无疑的，故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慌，便于十三日谕李鸿章“悉心筹酌，饬令海军诸将妥慎办理”。当天，李鸿章电丁汝昌称：“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望与洋弁等悉心妥筹，详细电复，以凭核奏。”注69根据李鸿章的指示，丁汝昌与诸将合议，提出了一个“水陆相依”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包括三层意思：一、根据敌我舰队的力量对比，船台依辅是唯一可行之法，二、说明威海与旅顺港口情形相异，回答了十三日电旨“若逼敌船逼近，株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由”的说法，三、威海后路地阔兵单，全靠后路有大股游击之师，防敌抄袭后路，庶几威防可固。李鸿章阅后认为：“海军所拟水陆相依办法，似尚周到。”注70清廷也批准了丁汝昌的“水陆相依”方案。但特别强调“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注71刘坤一还亲至天津会见李鸿章，议定“务须保全铁甲兵轮各船”，因为“倭计欲得我铁甲兵轮，并欲窜扰山东，以断南北运道，殊于大局有关”。注72随后，李鸿章即电丁汝昌，“廷旨及岘帅(刘坤
一)均望保全铁舰，能设法保全尤妙。”注73

    在保全铁甲舰的问题上，从清廷到内外臣工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如何才能保全铁甲舰呢？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随着战局的变化，敌氛渐逼威海，彼此的意见分歧更为明显了。朝廷主张主动出击，谕曰：“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威海一口，关系海军甚重。在事将弁兵勇，倘能奋力保全，将登岸之贼迅速击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婴重罪，亦可立予开释。”注74这道谕旨表示担心敌舰闯入威海口内，说明朝廷对威海的防御情况并不真正了解，因为威海防御上的弱点在陆上，而不在海上，敌人是很难从海上进来的。另外，谕旨本身也自相矛盾：一方面要求海军“乘间出击，断贼归路”；一方面又要求“奋力保全”“威海一口”。实际上，海军只要一离开威海港，敌舰必将立即“闯入口内”这是确定无疑的。这叫丁汝昌执行哪一条呢？何况在北洋海军舰只减少、镇远铁甲舰重伤的情况下，即使“乘间出击”，结局亦难预卜。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断贼归路”是绝不可能做到的。李鸿章倾向于用冲出的办法保全铁舰。他先是电丁汝昌称：“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注75后来，到南帮炮台失守时，李鸿章再次指示丁汝昌：“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注76在当时的情况下，北洋舰队能否安全地退往烟台等处？在丁汝昌看来。挟数舰冲出，不仅舰队将毁于一旦，而且基地亦必失无疑。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这样干，而仍主张用船台依辅的办法来保全铁舰，他复电李鸿章称，“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注77在同一封电报中，他还提出后路速派援军，威防方能支持。丁汝昌认为，采取船台依辅的办法，对海上的防御较为有利，而对陆上的防御则无把握。因此，他特别担心威海后路的防御，相信只要后路确有保障，威海必可固守，铁舰亦会万无一失。可是，威海后路的防务，已是他职权范围以外的事了。

   事实证明，丁汝昌的担心是颇有道理的。威海之陷，问题就恰恰出在后路防御上。




注1 芳郭钝叟：(于湖小集《哀威海卫》，见阿英编：《中日甲午战争文学集》第20页。

注2 李尽忱：《威海卫》见《丛氏钞存》(抄本)。

注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19-20页。

注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20-21页。 

注5 《苗国清口述》(1957年记录稿)。按：苗国清，威海刘公岛人。北洋海军练勇营练勇。

注6 戚廷阶：《威海始末》(稿本)。

注7 《盛世危言．炮台》，见《郑观应集》上册，第836页。

注8 于本桢：《观威海炮台》，见《丛氏钞存》(抄本)。

注9 《巡阅海军竣事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2卷，第2－4页。

注10 《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第60－61页。

注11 william Ferdinand 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P63。

注12 《德汉纳根军门语录》，《中日战争》(7)，第537--538页。

注13 戴绪贤等：《讣闻》，见《从氏钞存》(抄本)。 

注14 《复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36页。

注15 《复丁提督张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第5页。

注16 《论旅顺布置》，《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第1卷，第15页。 

注17 《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16页。

注18 《验收旅顺各要工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69卷，第34页。

注19 《校阅海军竣事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8卷，第17页。

注20 《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12），第18卷，第28页。

注21 《复丁提督》，《李鸿章全集》(2)，电稿二，第748--749页。

注22 《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12)，第18卷，第28页。

注23 《复丁提督》，《李鸿章全集》(2)，电稿二，第812页。

注24 《寄刘公岛丁军门》，《李鸿章全集》(2)，电稿二，第8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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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5 《寄刘公岛丁提督》，《李鸿章全集》(2)，电稿二，第783页。

注26 《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1512)，第18卷，第28页。

注27 《寄刘公岛丁提督》，《李鸿章全集》(2)，电稿二，第959页。

注28 《寄刘公岛丁提督》，《李鸿章全集》(2)电稿二，第862页。

注29 《复丁提督》，《李鸿章全集》(2)，电稿二，第881页。

注30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军事紧急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630)第20卷，第25页。

注31 《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1页。

注32 《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53--54页。 

注33 《寄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46页。 

注34 马格禄(John M’clure)，一说美国人(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306页)，非是，查《日清战争实记》，载有《福龙鱼雷艇管带蔡廷干供词》即谓马格禄为英国人。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所载《刘公岛洋员名单》开列13名洋员之姓名、职务及国籍，其中马格禄亦注明为英国人。

注35 Willism F．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P60．

注36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122)第26卷，第8页。

注37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122)第26卷，第8页。按：“十事”中最后一项原误译为“使近水处炮台水师无响声”兹据丁汝昌12月23日电报校改。 (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149)，第26卷，第17页)。

注38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149)第26卷，第17页。

注39 《谷玉霖口述》(1946年记录稿)按：谷玉霖，威海北沟村人，先是来远舰炮手，后调任北洋海军衙门护卫。 

注40 《吴邦桢、盛宣怀致翁同龢电》，《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176页。

注41 《寄南洋刘岘帅》，《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2页。 

注42 《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709)，第21卷，第5页。 

注43 《北洋大臣致督办军务处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21)，第23卷，第25页。

注44 《江督张香帅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38页。

注45 《寄江督粤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8卷，第46页。

注46 见《洋务运动》(1)，第114页。

注47 归与：《中日威海战役纪略》。见《海事》第10卷，第9期，第30页。

注48 戴绪贤等：《讣闻》，见《丛氏钞存》(抄本)。

注49 《丁汝昌致戴宗骞书》，《丁汝昌遗墨》(影印本)。

注50 《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1页。

注51 《丁提督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4页。 

注52 《戴道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5--6页。

注53 《复刘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42--43页。

注54 《寄戴道》，《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42页。 

注55 《丁提督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7页。

注56 《丁提督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44页。

注57 《寄丁提督刘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45页。

注58 《寄威海丁提督戴道等》，《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第1页。按：禹，即禹廷，丁汝昌之字。

注59 《寄译署》、《复戴道》，《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5页。

注60 《曹嘉祥、饶鸣衢呈文》，《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01页。

注61 《丁汝昌致戴宗骞书》，《丁汝昌遗墨》(影印本)。

注62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十一月，第204页。

注63 William F．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P,78．

注64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143)，第26卷，第15页。

注65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枓》(2135)，第26卷，第13页。

注66 《寄威海戴道张镇刘镇等》，《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25页。

注67 《丁汝昌致戴宗骞书》，《丁汝昌遗墨》(影印本)。

注68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224)，第27卷，第37页。

注69 《寄刘公岛丁提督刘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37页。

注70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281)，第28卷，第25页。

注71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李秉衡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330)，第29卷。

注72 《钦差刘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340)，第29卷，第34页。

注73 《复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45页。

注74 《军机处电寄李秉衡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347)，第29卷，第36页。

注75 《寄刘公岛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9卷，第44页。

注76 《复丁提督张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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