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州、大连、旅顺相继陷落
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前后历时14天,清军海陆各军都无过问者;大连配备了可旋转360度的最先进火炮,日军认为一个连的士兵防守就能抵御一个师团,但清军一炮未放连夜逃走;宋庆率7000清军回救金州,守城日军只有1000人,清军竟然没有攻下来;号称“东方君士坦丁堡”的铁打的旅顺,在日军发起进攻后一天也没坚持下来,第二天日军准备向海岸炮台进攻时,发现已经没有士兵守卫。
日本第二军编成后,立即着手向国外运兵,10月22日前,大部在朝鲜大同江口渔隐洞集结待命。他的目标是占领金州、大连湾最终占领北洋舰队军港旅顺。
如果我们手头有一张中国地图,一目了然,就明白日本为什么这样看重辽东半岛了。地图上,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恰如两只坚实的手臂,南北对拢,环绕着渤海湾,拱卫着大清国都北京。日本《国民新闻报》记者德苏峰曾经这样评价旅顺等地的重要地位:“旅顺口之在东洋,犹如君士坦丁堡(今译伊斯坦布尔——作者注)之在地中海一样。一旦占领旅顺,就等于在中国的头上套上了绞索。”他认为,如果在旅顺口配备两三个舰队,“渤海便成了锁口之囊,而北京则变为囊底。若封锁一冬,那么北京的一百五十万人便不战而饿死。”(参见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第113页)问题倒没他说的那么严重,但辽东半岛特别是旅顺的重要地位的确是非同一般。
不过,旅顺经过北洋海军十几年的苦心经营,正面防御能力极强,如何占领呢?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认为:旅顺坚垒,正面攻之,恐不能奏功,宜先选定其根据之地,而后冲其背后,出敌不意也。大本营同意了这一方案。
旅顺位居辽东半岛顶端,其后路有重要港口大连湾和城墙高厚的金州城,袭击旅顺后路,必先占领金州、大连,占金州、大连,必须在辽东半岛抢滩登陆。10月21日上午,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亲自在旗舰桥立号上召集陆海军参谋会议。经过一整天的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第二军10月24日在花园口登陆。花园口位于今大连庄河市明阳镇的花园口村,附近海滩为泥沙底面,浅而平坦,涨潮时深约三米,便于登陆。据说唐朝时征辽东,就是从这里登陆;明朝时倭寇也经常从这里登陆滋扰。历史的车轮转到近代,这里将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滩头阵地。
10月23日9点,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分乘20只运输船在联合舰队16余艘军舰护送下分4队向花园口进发。24日凌晨联合舰队先于运输船到达,大部分军舰停泊在附近海面上以防北洋舰队袭击,并派海军陆战队一小队首先登陆侦察,让日军感到惊讶和欣喜的是,花园口竟然没有清军一兵一卒防守。运输船到达后,立即放心大胆地开始登陆。
日军曾经满怀得意地这样描述登陆情形:“由军舰派出的汽艇,冒着黑烟,停靠在各运兵船的舷梯下。汽艇拖着舢扳驶向海岸,每艘汽艇拖三、四只舢板。在汽艇的船头上飘扬着国旗,舢板里刺刀相碰,阳光下光芒闪闪。这样的舢板不知有几百只。二里宽的海面几乎被舢板覆盖了。舢板里的人,个个气冲云霄,无不争取先头第一功。不久,舢板渐渐靠近了海岸,逐渐看清了大陆。原来以为是悬崖绝壁,实际上却是非常良好的平地。在似乎是房屋的地方,早飘扬着日本国旗。身着蓝衣黑裤的中国人,三五成群站在山丘上,手打凉棚眺望我军登陆;当看到我军靠近时,中国人争先恐后地狼狈逃跑。看到这种怪相,舢板里人人捧腹大笑。”(参见刘恩格、于时化译《日清战争实记选译》,见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八册第94页)
花园口因滩平水浅,锚地距海岸有三四海里。日军登陆只能用汽船牵引小舢板,一昼夜仅能往返二三次。退潮时又有1500余米的浅滩,淤泥过膝,跋涉困难。马匹辎重必须等待满潮时用舰只运送。且海岸岩礁罗列,登陆地点面积狭窄,因此登陆非常缓慢。日军在花园口登陆人员24049名,马2740匹,前后历时达14天之久。在敌军登陆期间实施抗登陆作战是给予敌方以沉重打击的最好战机。然而,在日军登陆的14天里,“我陆海军无过问者”!
是清军没有发现日军登陆吗?
不是。日军在花园口登陆的当天,驻貔子窝的捷胜营马队荣安,探知日船三十余艘在花园口登陆,立即派骑探数人侦察。途中捕获了正在执行侦探任务的日本间谍钟崎三郎,经审讯确知日军一万数千人在花园口登陆。荣安立即将情况报告了金州副都统连顺。连顺等人判断日军登陆有两种可能,一是袭击安东县后路(当时鸭绿江防线正在吃紧),二是进攻金州和大连湾。作为金州的最高军政长官,保境安民自然是连顺不可推卸的职责,然而当时的金州只有步兵一营、骑兵两哨,共700多人。连顺立即将敌情报告盛京将军裕禄(连顺隶属于裕禄)。裕禄认为日军登陆是为了向北进攻九连城,进攻金州的可能性不大。连顺再审日本间谍钟崎三郎,确知日军进攻目标就是金州和大连,立即将情报报告裕禄,并与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徐邦道联名向李鸿章求援,希望速派北洋舰队北上,并遣二三营陆军协助防守金州、大连湾。
29日,李鸿章复电赵怀业,斥责说:“倭贼尚未过皮子窝(篦子窝)而南,汝等只各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同一吃紧,岂能分拨过湾?可谓糊涂胆小!”(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4》第290页)盛京将军裕禄回电也让连顺大失所望:“闻倭人早已由花园口上陆,距金州境界极近,尊处只可以现有兵力与赵(怀业)、徐(邦道)两军连合,竭力防御。”(参见甲午中日战争纪要》第88-89页,转引自戚其章《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第228页)
连顺再向旅顺水陆营务处会办龚照玙求援,龚照玙当然不愿分旅顺之兵,经请示李鸿章,将支援旅顺的福建提督程之伟的大同军改援金州、大连。此时大同军已到复州,距金州不过80公里,听到日军已近金州,程提督滞留复州不前,连顺函催七次,也催不动程提督的大驾。
10月30日、31日,连顺先后接到荣安关于日军占领貔子窝、红水城的报告,形势更加危急。他和赵怀业等又电请盛宣怀转李鸿章速拨十数营增援,盛宣怀回复说“无人可调”。当时大连湾赵怀业有步兵六营,且多新式枪炮,连顺来到大连湾,“跪求怀业出兵抗敌,而怀业不允。”(参见孙宝田《旅大文献征存》第3卷,手抄本。此记载真实性无可考证。赵怀业因抗敌不力名恶,外号“赵不打”,民间虚构情节也有可能。实事求是的说,大连湾只有六营防军,兵力也单,而且李鸿章又明确电示“并无守城之责”,分兵金州,将来大连有失也难以交待。)
此时,令连顺稍稍安慰的是正定镇总兵、拱卫军统领徐邦道给予的积极配合。徐邦道(1837-1895)是四川人,早年参加楚军,后转入淮军,跟随刘铭传作战。1880年后调驻天津粮台。甲午战争爆发后,奉命招募拱卫军步队三营、马队一营及炮队一营,协守旅顺。10月13日乘船到达旅顺,24日赴大连湾。他对金州的防守非常关注,向连顺表示愿尽一切力量共同防守。日军占领貔子窝后,他请求乘敌人立足未稳,主动击敌,大连湾守将赵怀业不许,说:“我奉中堂(李鸿章)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貔)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经再三请求,才勉强同意前营官周鼎臣抽调二百人预备接应(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1》第37页)。
金州、大连、旅顺三地的清军加起来,与日军兵力不相上下,而且有险可守,如果有得力将领统一协调,集中使用,也许就是另一种结局。然而,这只是如果,事实是辽东半岛的守军遥受李鸿章和盛京将军指挥,前线并没有统一的指挥。因此,最先被推到前线迎战一万多日军的只有连顺、徐邦道等率领的三千余人。清军必将被各个击破,在战斗没有打响的时候,其实结局已经确定了。
清军的防御部署是,连顺率所辖捷胜营步兵一营、马队二哨约700人守金州城,并在城外埋设地雷;哨官周鼎臣率二哨约300人在城西北择险驻守;徐邦道率拱卫军步队三营、马队二营、炮队一营约2000人,在金州城东北石门子一带布防。当时日军已经占貔子窝,即将来犯,这里自然成为清军的防守重点。清军在大道两侧的孢子山和台山高地上各建炮垒一座,每垒设大炮四尊,俯瞰貔子窝日军来路。
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所率前卫部队于5日上午10时向石门子清军阵地发起攻击。因为清军占据有利地势,日军强攻三个多小时没有攻下石门子。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参谋长大寺安纯等人登上高处观察战况,知道清军防御重点在石门子一带,于是决定避实击虚。下午4时,日军主力向西迂回,到金州西北宿营,准备第二天早晨6时向金州城发起进攻。
当天夜晚,徐邦道在“寒夜朔风中到阵地视察,从十三里台子北越乾家屯经过崎岖丘陵东到刘家店一片灯光突现眼前”,他不禁大吃一惊,深感日军比料想的还要势大,“在兵营了解一些情况之后返回阎家楼本营,焦灼万分,再函赵怀业,请求援兵两营;又寄书连顺,嘱其加强警惕。”(参见孙保田《旅大文献征存》第3卷,手抄本)
11月6日凌晨,日军各部队由露营地向清军阵地进发。晨6时一部日军向徐邦道防守的石门子台山阵地发动攻击,清军抵抗十分顽强,日军第一次冲锋被打退。日军中队长森川向大队长斋藤德明少佐报告说:“清军兵火太猛,山崖难攀,士兵伤亡实多。”斋藤怒骂,令森川整队再攻,如不克,以死来见,在清军阵地对面高地上布置了炮兵,向清军炮垒轰击,四个中队同时向台山进攻(参见孙保田《旅大文献征存》第3卷,手抄本)。防守台山的只有1营清军和8门山炮,而且士兵多是新募,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抵抗能力是有限的,坚持40多分钟后,石门子重要阵地台山失守。
金州城西北日军的主力也向周鼎臣防守的阵地发动攻击,此路清军只有一营,难以抵挡数倍的敌人,阵地很快失守。这路日军也向徐邦道的拱卫军阵地发动攻击,与夺取了台山阵地的日军配合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不久,石子阵地全部失守。
总兵徐邦道渴望一夜,不见怀业援兵,感到大势已去,于是命副官烧毁重要卷宗,退向旅顺。
金州城是长方形砖城,南北长七百六十米,东西宽六百米。城墙高达六米,顶宽四米,筑有女儿墙,两条十字大街直通四门,城门用铁皮包裹,十分坚固。城外十米处有外壕环绕,利于防守。但金州城外北东南都有高地,占据高地,俯瞰城内,一目了然。8时左右,日军在城外高地布置炮兵,12门山炮、24门野炮,“全把炮口并排对准金州城东北角,众炮齐发。其声响有如万雷炸开,天柱摧,地维折,山河为之震动,子弹如雨,炮烟满天,光景甚为凄惨。”(参见《血证——书甲午战争亲历记》第79页)
城内清军用架设在城墙上的克虏伯野炮应战。就连旗民、地方官都上城参战。但金州防务实力薄弱,特别是炮火更是对比悬殊,日军大炮36门,而清军只有克虏伯炮17门。炮击约30分钟后,城上的圆形炮台全被摧毁,无力应战。日军工兵炸开城门,冲进了金州城,10点左右全部占领。
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带着援兵赶来时金州城已被日军重兵包围,他连枪也没放,“甫及城门,闻警复返”。金州大连唇齿相依,唇亡齿必寒,日军的下一个猎物,就是赵怀业的大连湾。
大连湾位于金州东南20多里处,是旅顺后方要地,也是一处重要海港,旅顺军港竣工后,清政府于1888年开始聘请主持修筑旅顺炮台的德国退役工兵少校汉纳根为顾问,主持修建大连湾炮台。到1893年,先后在和尚岛、老龙头、黄山、徐家山上建成炮台6座,配备各种大炮38门及其它大量较为先进的武器,而且在湾口布置了水雷。“炮台全部都是欧洲最新式的筑城法,周围是极厚的花岗石用混凝土固定”,“而且每一炮台都装置欧洲最新式的大炮……对海上袭击之敌可开海岸炮防御之。由陆上攻来之敌可用旋转炮击之,实为清国第一最新式坚守精致之炮台。”“若有精锐勇武的兵士一个连死守,足以抵御一个师团的士兵。外国人也不由得评论说:此台实际上是欧洲最新式的构造,其完美虽亚丁、直布罗陀、克隆斯塔德也远远不及。以千人固守之,月余可防3万之敌。倘以敢死之士3000据此垒,熟练的操纵之,恐怕以日本全军攻之,也难轻易攻陷。”(参见《恨海——甲午大连之战》第158页;《血证——书甲午战争亲历记》第90页、94页)
甲午战争前,这里驻有清军刘盛休铭军11营3哨(我们在鸭绿江防线的战斗中已经见识过这支部队的“出色”表现),战争爆发后大部分人马被调走,李鸿章命铭军统领赵怀业临时招募怀字营六营二哨3000多人驻防。这3000多新募清军,能抵挡多久?大连湾,能在赵怀业手里存在多少天?
在日军占领金州的当晚,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就制定了进攻大连湾的作战计划,确定七日拂晓分三路进行攻击,海军于海上支援陆军。日军预料到将有一场激烈的苦战。“各军官兵士互相决心死战,有的把行李托付给战友作为遗物,有的把卷烟分得一支不剩,也不带午饭和干粮,悲壮凛然无一想生还者。”
即将展开的将是一场怎样的“激烈”苦战呢?我们不妨跟随一名日军记者去感受一下那场奇特的“战斗”——“时天尚未亮,众人乘暗屏息,攻到山麓立即向山上炮台进攻,如果现在敌军的巨炮在脚下轰响,身躯将立即化为粉。各自分外小心,逐渐逼近垒壁,阖然无有人声,巨炮空向天空,犹如蛟龙睡着了一般。于是破大栅门,打开铁门侵入,搜检炮台及兵营,敌人已踪影皆无,只有步枪及其军械散乱在各处。木然自失良久,于是我军不放一枪,兵不血刃,先攻陷和尚岛炮台,其他各炮台也被我军全部占领。
“上去之后这才到了有大炮的地方,配备有炮口为21厘米35口径炮两门,其两侧有15厘米35口径的克虏伯炮两门,其巨炮为能回转368度的机械,就是说有一个人操纵方向盘使之回转,前后左右转动炮可随心所欲。炮口之下有口径七八寸、直径一尺五六寸的炮弹及弹药累累堆积如山,火药有德国制和天津机器局制造的合计有6万公斤之多。清兵在这天早晨,往大炮里填药以后原封末动就逃了。现在炮膛里的炮弹尾栓根本没动,只是装填进去而已,从而其狼狈相可想而知。只是零件一件也没有,只把照尺弯下来,炮身一点伤痕也没有就此扔下逃去。管区内还挖了许多交通沟,处处都设有暂存库、耳库、零件库、药库,各库内普通榴弹以及钢铁榴弹并排排列,不知有几百。交通沟用白灰三合土铺设,其中间铺有铁轨,用来搬运2l厘米炮弹到炮前……清军在湾内布雷105个,长达45海里,一海里的布雷费大约250英磅,其所费用委实不少。我军占领和尚岛炮台之际,工兵一连长中岛久敬氏带着军曹吉田稳,进入水雷营,缴获了看来是敌将所保管的最为秘密又极其精密的实测地图一册,在其图中详细地标明了大连湾附近的地势,湾内沉没的水雷及其位置基点等。此图立即由军司令部转交海军,海军以此弄清水雷的基点,切断其导火线,以断绝爆炸之路。又用几十艘小船搜索海底,得以排除全部水雷。”(参见《血证——书甲午战争亲历记》第92-97页)
大连竟然如此没有抵抗力,大出日本人的意料。“这样无比坚固的炮台,又有精锐的火炮,敌军却没有用之进行任何强硬防御就逃跑了,其怯懦情形,实在惊人。”“我军曾准备付出数百人的生命,不料我军连一名轻伤也没有,只打了一二发炮弹就把它占领了。”(参见刘恩格、于时化译《日清战争实记选译》,转引自《中日战争》第八册119页)
难怪日本人会洋洋得意,难怪日军会看不起大清的军队。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事实,难道不为我们的前人汗颜吗?弹药缺乏、武器不如日军可以作为平壤失败的借口之一,可以作为黄海失利的原因之一,可以作为鸭绿江防线崩溃的原因之一,可是,大连湾有如此先进的武器、有如此充盈的弹药,不是照样一败涂地吗?
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将军呢?
3000多名守湾清兵呢?
赵将军早就跑了。
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安徽合肥人(又是李鸿章的老乡),早年从刘铭传与捻军作战,累迁至总兵,是铭军统领刘盛休的妹夫。这位赵将军即贪又怯,平日“克扣军饷,侵吞公款”,家资“拥巨万”。贪财者必然惜命,这几乎是颠扑不灭的真理。赵将军根本没有坚守大连湾的决心。早在日军还没有到金州的时候,赵将军就“令人至烟台售其所存军米”。11月6日当日军进攻金州时,徐邦道派人向他求援,四处找不到,原来赵将军正在“大连湾码头督勇丁运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计”。(参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1》第38页)金州失守的当天赵将军就逃到了旅顺。大战未到,主将先逃,纵使有雄兵百万又有何用?
何况赵将军手下的3000人马也不是什么雄兵。他这3000人马,只有六哨(约600人)是老兵,其余都是才参军数十天的新兵,不要说严格的军事训练,就是普通的军事常识也没有。也许,称之为乌合之众并不为过。当然,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能让乌合之众发挥出出人意外的战斗力;富有战斗力的战士即使遇到一位庸劣的统领,也能够对敌人构成一定的威胁。可惜,赵怀业不是卓越的将军,他的部队也不是富有战斗力的战士。因此,想指望这样的军队来抗敌,实在有些难为他们了。他们象征性地放点儿枪炮就溜之大吉,我们不该感到意外,其实这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刚刚占领了金州、大连的日本人,就把这片地方当作自家的家产来打理了。11月12日,由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发布命令,设置“金州城内占领地行政厅”,任命一等领事荒川巳次为行政厅知事,公布《金州厅行政规则》十条,《金州通商规则十条》。当然,这些规则目的的就是维护侵略者的利益。古今中外的侵略者,从来没有为被侵略者的利益服务的。
下一个将被日本人当作自家的家产来打理的,就是北洋海军重要基地、有东方“君士坦丁堡”之称的旅顺。
日军攻战金州大连湾后,要休整十天才发起对旅顺的进攻战。我们暂且放下休整的日军,来关注一下军港旅顺。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东距大连市约34公里,南临黄海,西北接渤海,与山东半岛隔渤海海峡相望,位置十分重要。就地形而言,港口向南,东有黄金山,西有鸡冠山,而且港口仅宽270米,便于设防;而进入港内,却又相对宽阔,东西长达三海里,水深浪阔。把军港建在这里,出则可拱卫京津门户,入则能驻泊、修理巨舰。
旅顺船坞自1881年开始修建,到1890年9月完工,前后历十个年头。据记载,新修建好的旅顺大坞是相当气派的。其中修船坞用的大块方石都是从山东用船泊运来的。船坞四周都是大块方形石砌成,水泥砌缝,非常坚固。大坞附近还设立修船工厂九座,共占地15万多平方米,计有机器厂、锅炉厂、吸水机器厂、吸水锅炉厂、铸铁厂、打铁厂、电灯厂、铜匠厂和木工厂等各一座。为了方便水陆将士饮水,还持地从十余里外的龙头水源地铺设一条地下自来水管,一直通进大坞之内,供舰船用水和官兵、工匠饮水,水质十分清洁和充足(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自来水管道)。
船坞修成李鸿章十分高兴,在《奏验收旅顺各要工折》中说:“嗣后北洋海军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从此量力筹划,逐渐扩充,将壮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禆益于海防大局,诚非浅鲜。”(参见《清末海军史料》第267、268页,转引自《甲午战争在大连》第50、51页)
在修建船坞的同时,先后在口门东岸修建了黄金山、老蛎嘴、母猪礁、田鸡台四座炮台,在口门西岸修建了老虎尾、威远、蛮子营、馒头山、团山、田家屯、城头山七座炮台,(战争爆发后又在海岸新增四座炮台);在陆路修建松树山、二龙山、东鸡冠山、椅子山、案子山、望台等6座半永久性炮台、4座临时性炮台以防守后路。洋炮台与土炮台相配合,高炮台与低炮台相配合,长炮台与短炮台相配合,140余门火炮(重炮76门、轻炮49门、机关炮24门)的严密火力将旅顺港内、港口及港外海面覆盖了起来。
时人称之为“铁打的旅顺”。
当然,这是仅就旅顺的防御设施而言。一个地方的防御、战斗能力,不仅仅由设施构成,防守的部队更是至关紧要。就这一点来讲,旅顺就没有资本号称“铁打”了。此时,驻守旅顺的清军共有33营14000人,其中有9000人是新募的士兵。新募士兵的本领我们在金州、大连之战中已经有所领教;另外的5000人算老兵,但也没有经历多少战阵。更为严重的,是这1.4万人隶属于7位统领,缺乏统一的指挥。平壤大战时清廷还明颁谕旨,任叶志超为前敌总统,而旅顺诸军,连名义上的总统也没有明确。一支没有统一指挥的军队,其战斗力是要大打折扣的。
北洋在旅顺设有前敌营务处,按照当时的惯例,营务处负有联络各军的责任,营务处会办向有“隐帅”之称。如果“隐帅”是个有责任心、能够临机独断的将才,那么营务处会办完全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运筹帷幄,上演一出精彩防御战。但,时任北洋前敌营务处会办、旅顺船坞工程总办的道员龚照玙没有这份德才。龚大人也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1871年投效北洋制造局当差。他一路升上来,即不靠科考、政绩,也不是靠战功。他靠的是银子。他由监生捐纳府经历,加捐同知,保知府。1885年再捐道员。1890年保二品顶戴,直接捐了直隶的官职,被李鸿章派为旅顺船坞工程总办,并会办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龚大人的官是靠银子捐来的,花银子是为了挣更多的银子,这一点无论龚大人是否承认,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在总办旅顺船坞期间,龚大人银子肯定赚了不少。不过,现在大敌当前,不要说赚银子,弄不巧连命也搭上,那对龚大人来说实在不划算。我们希望龚大人在大清国危难之际能够节制文武合力御敌,那实在为难他,他没那本事也没那份心思。
11月6日金州失守后,龚大人就以请援为名,乘雷艇逃到了烟台。山东巡抚李秉衡打算扣留他治罪。当时任山东登莱青道的刘含芳就是从旅顺水陆营务处调任的,与龚照玙是前后任,算得上老相识,他就将李巡抚的意图透露给了龚大人。龚大人一听吓得逃到了天津,投奔李鸿章。大敌当前,“隐帅”先逃,李鸿章与龚照玙关系再密切,也不能不勃然大怒,命令他立即星夜回旅顺,“离旅顺一步即汝死所”(旅顺是李鸿章的心头肉,对龚大人的怒斥自是发自肺腑,算得上恨铁不成钢;但把许多龚照玙这样的“人才”调到如此重要位置的也正是李鸿章自己,算得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龚道无奈折回。在他逃离期间,手下亲兵无人节制,动手抢劫公私财物。他手下船坞工程局大小官员,则各挟库储贵重物料争雇民船载逃内渡。最恶劣的是他管辖下的旱雷营队长张启林为了窃走电箱,竟把控制水雷、旱雷的电线割断,使旅顺口布下的水雷、旱雷全部失去作用。(参见《中日甲午战争实录》第330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254页;《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第231页)
旅顺保卫战没有打响前,已经呈现出了不祥的苗头。
如果说驻守旅顺的清军将领都是怯懦贪生之徒,那也很不客观。比如正定镇总兵徐邦道——在金州保卫战中我们已经见识过他的抗敌决心和指挥才能——在11月15日就率本部人马到旅顺北部10公里处的土城子设伏,打退了日军的搜索部队。只是因为金州之战,他的部队行帐遗失,粮草缺乏,“其步卒非回旅顺不能得一饱”,只好放弃阵地,退回旅顺。
休整十几天后,日军11月17日兵分三路向旅顺口进军。这一天,徐邦道说服姜桂题、程允和等人,率所部清军共计5000余人,再往土城子设伏迎敌。第二天10点左右,秋山好古的搜索骑兵进入了清军包围圈,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日军前来增援的步兵三个中队也先后陷入清军重围。清军在长岭子南二公里的东北沟高地上架起大炮向日军猛轰。战至下午3时,日军撤退,清军一直追到双台沟后撤回。
关于这次伏击战,日军二等军曹川崎荣助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记载:“我中队来到土城子村落,观察敌情之时,敌打着红白蓝旗帜,如潮水蜂拥而来,我中队当即打开炮口发射,敌亦应战,达数小时,炮声如雷,飞弹似飞雪,硝烟漫漫,弥漫旷野,敌我不辨。此时,我中队之亘治助为敌弹所毙,因之,欲去取彼穿在身上之衣物,以作遗物带走,然敌兵正从正面与左右两侧逼来,包围我中队,接战激烈,终于无取物之暇,然而第三小队仍在前线进行防御。敌据堤坝,发炮如雨,彼旗手所举蓝色之旗,距我已接近三十米,其势众寡难敌,我中队长遗憾地下撤退命令。此时四面皆敌,飞弹如倾盆大雨,苦战之状实笔墨难以形容也。”(参见《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第134-137页;潘茂忠、赵静雪:《甲午旅顺土城子阻击战》,见《大连文史资料第4辑》第35页)
我们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么多文字,是因为这是中日甲午争以来以失败为主旋律的清军难得的一次胜利。这一仗日军死伤共计46人。与日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的进攻相比,这次胜利实在也不值得我们骄傲,不过,它却能证明如果将士一心抗敌、主动出击,清军也并非不堪一击。日军也承认,土城子战斗是对“日本军队最有效刺激的良药”,对清军“决不能妄加蔑视,战阵必须慎重戒备”。
旅顺大战在即,我们且来关注一下从摩高岭驰援金州的宋庆老将军的部队。他们于11月7日出发,昼夜兼程,于20日兵临金州城下,但却没有立即发起进攻。宋庆认为金州城里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城高壕阔,不易进攻,决定到21日先剿除外围各路日军再向金州进攻。
其实,金州城里并没有重兵。日军为了尽快攻陷旅顺,仅留下1000多人防守,大队人马已经全部开往旅顺。负责守城的十五联队队长河野通好探知大队清军进逼金州,一面连连向进攻旅顺的日军求援,一面布置防御。但他的人太少了,只好下令电信工人、兵站役夫等全部参加战斗。因为大部分人马都到城北、东北高地防守,金州城只有一个中队防守,如果清军迂回进攻,金州就岌岌可危了。
然而清军采取的是正面进攻,而且一直到21日中午才发动进攻。一路由刘盛休率铭军进攻金州城东北防线,自正午十二时夺取了部分高地,并一直追到金州城外城壕边。河野通好令守城中队除留下极少人马防守四个城门外,其他人马以及从城外临时抽调的两个中队全部支援东北阵地。战斗到下午三时半,东北阵地全部被日军夺回。
另一路由马玉昆率四营毅军从西北方向金州进攻,日军占领了高地,隐蔽在山坡的后面,待清军接近时,突然开火,战斗十分激烈。日军人少,但居高临下;清军兵多,但地势不利,双方一直战斗到傍晚,西北风起,风雪交加,毅军只好撤出了战斗。
如果清军到达的当天就发起进攻,那么,不及清军七分之一的日军断难久守;如果清军采取迂回进攻,那么这么少的日军肯定要顾此失彼;如果清军抱有夺回金州的坚定信心,不是那么按部就班,犹犹豫豫,那么……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本来,宋庆打算次日再发动进攻,但夜里就有徐邦道的马勇逃到,报告旅顺已经陷落,只好率军撤走。7000人进攻1000人的金州之战,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
而就在这一天,清廷颁布这样一道谕旨:“李鸿章电奏旅顺连日接仗情形,姜桂题等冲锋迎剿,叠有斩获。该将士奋勇出力,深堪嘉尚,著赏银一万两,由李鸿章拨解该营散放,以示奖励……宋庆已距金州不远,著李鸿章将旅顺获胜等援情形迅即知照,令其相机攻剿,以分贼势。现在章高元一军已由营口前进,并令唐仁廉带兵继进,以为宋庆后路援应,并著饬令各队迅速进军,期将金州一路之贼合力夹击,悉数歼除。”(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230、231页)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铁打的旅顺是怎样轻易陷敌的。
就是在清军对金州发起进攻的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向旅顺后路炮台发起了进攻,战斗先后在椅子山、案子山、二龙山、鸡冠山展开。
椅子山、案子山是旅顺后路的重要高地,清军在这里建有多处炮台。日军从凌晨开始行动,先后将12门山炮,24门野炮,4门攻城炮共40门火炮布置在了椅子山北部、西部的高地上。7时开始向清军阵地炮击,守军程允和指挥炮台还击,东侧的松树山炮台,东南方的黄金山炮台也用24公分远距离大炮向日军进行轰击。日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椅子山发动进攻,受到清军各种火力的猛烈射击。日军停止冲锋,重新部署,集中炮火向清军炮台轰击,步兵从椅子山两侧迂回前进。7时30分,日军距炮台只有百米,清军冲出堡垒,与日军展开肉博,8时左右,椅子山炮台失守,15分钟后,相邻的案子山炮台也失守。不到一个半小时,旅顺后路西部防线崩溃。
这支日军随后向松树山炮台发动进攻,而另两路日军则分别向紧挨松树山的二龙山炮台和鸡冠山炮台发起了攻击。11时左右,松树山炮台弹药库被日军击中,连续爆炸,烈火熊熊,清军支持不住,松树山炮台失守。二龙山炮台由姜桂题指挥,鸡冠山炮台由徐邦道指挥,两军依托险要地形阻击日军。我们不能不佩服我们的敌人,他们冒着猛烈的炮火“踏尸猛进”,即便在踏响地雷,许多士兵被炸死后,他们依然继续“喋血越尸”,奋力前行。这份将勇气足以让清军胆寒。当双方战至11时30分时,姜桂题见日军势大,清军已无力抵抗,于是在火药库里点燃地雷后率队撤退,二龙山炮台失陷。
所有的日军都向徐邦道指挥的东鸡冠山炮台集中,徐邦道率军顽强抵抗,给日军最有效的打击:“诸炮台连发速射炮,纷纷簇簇,如骤雨不绝”,指挥作战的日军十四联队第一大队长花冈正贞少佐也在冲锋中中弹(于次日死亡)。然而,随着日军火炮、步兵全部集中过来,拱卫军腹背受敌,11时45分,东鸡冠山失守,大坡山、小坡山等相继失守。
驻守白玉山一带的清军预备队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统领卫汝成(他的亲哥就是以退缩逃跑“留名”、菜市口问斩的盛军将领卫汝贵)见后路炮台失守,惊慌失措,和前敌营务处总办道员龚照玙弃军乘船由海上逃走。士兵无人指挥,白玉山被日军轻松占领。不到12时,旅顺后路防线完全崩溃。
(我们有必要交待一下卫汝成和龚照玙的后事。两人乘船逃命,因为船小浪大,四天才到达烟台。卫汝成装成船户模样上岸潜逃。清廷下诏革职,并命交刑部治罪,但没有捕到,后不知所终。龚照玙不敢登岸,让人到东海关道刘含芳处乞羊裘御寒,后逃至大沽。刑部定罪斩监候,秋后处决。但因为“运动得法”,入狱六年未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脱身南归还乡。)
英国人詹姆斯。艾伦站在白玉山上观看了发生在眼前的战斗。他对清军这么轻易的失去阵地大惑不解:“这些工事均设在陡峭的山上,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来犯的军队在该处无法保持规则的队形,当他们奋力攀登这些险要的山坡时,将被能干的炮手们成千上万地撂倒。我怀着这种迷惑不解的心情,看到了如此坚固的防御工事竟这样丢失了。”“前面的那条小溪中有许多满载难民的舰只和小筏子,而大多数难民是胆小如鼠的军队,他们在逃跑时扔掉了武器和军服。他们的无能和胆怯,使我对中国军队的未来具有很深的印象。”(参见詹姆斯。艾伦《在龙旗下》,转引自《中日战争》第六册第393页)。
日军开始向旅顺市区和海岸炮台推进,东海岸黄金山炮台成为日军行动最大的威胁和障碍。黄金山炮台位于市区东南,居高临下,俯瞰全城,展望自由。主炮台配备火炮九门,其中二十四公分远距离新式克虏伯重炮三门,副炮台配备火炮8门,这些火炮都可作360度回转,可以向任何方向射击。而且防守炮台清军有1600余人。然而,负责防守的总兵黄仕林也没有死守旅顺的打算,早在11月19日就把值钱的东西装好船准备逃走,见后路炮台失守,他慌慌张张从老蛎嘴炮台易服逃跑(后来被问罪斩监候,入狱。后孝敬荣禄三万两银子,获开释,复原衔,授武卫军统领。参见《甲午战争人物传》第137、138页。),守台兵勇人心惶惶,开始不断逃亡。部分将士留了下来,居高临下向日军射击,坚持到傍晚5时后也放弃炮台。见黄金山炮台失守,东海岸诸炮台将士全部逃跑。
日军攻战一天,而且天色已晚,于是停止了进攻。这天夜里,天气奇寒,彤云密布,风雨大作,四顾漆黑,咫尺莫辨。西路清军及各路溃军在徐邦道、姜桂题等人率领下,乘黑夜沿西海岸向金州退走,与宋庆军会合。次日一早,日军准备向海岸炮台发起进攻,遥望清军阵地已寂无人影,10时30分,兵不血刃占领海岸各炮台。
据日军统计:攻占“东方君士坦丁堡”——铁打的旅顺共计死40人,伤241人,失踪7人,死伤失踪合计288人;而清军伤亡约2500人,被俘355人。
11月23日下午2时,即旅顺陷落的第二天,日军在旅顺船坞召开将校宴会,庆贺胜利。席问“乐队高奏,旭日旗高悬”,日本人快活得大呼快哉。
11月24日,即日军攻占旅顺的第三天,日本天皇向第二军下达敕语:旅顺乃渤海之门户,敌国赖以为钥匙,今汝等一举拔之。朕深嘉赏其功劳。天气渐转寒,前途尚远。汝等宜自爱奋励。“(参见《大连文史资料》第4辑,《甲午战争在大连专辑》第121页)
日本人的收获当然比大连更加丰厚。“旅顺半岛之二十余座炮台、兵营、船坞,以及各种兵器、器械,全部归我军所有。若问其价值,相当于六亿数万元。”(参见《日清战争实记选译》,见《中日战争》第八册,第130页)
当然,旅顺损失的不仅仅是兵械物料,更加不可挽回的是四天内有两万民众被杀害——老人、幼童也未能幸免!(阿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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