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决战（上）
　　　　　　　　　　　　　　　　　
　　大久平治郎在其所著《光绪帝》中对整个甲午战争中清廷的一大致命伤做了颇为客观中肯的评价：“日清开衅之初，帝（光绪帝）立意主战，观其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意亦大可见矣。试使支那（中国）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专注于战，则我国（日本）之能胜与否，诚未可知也。”
　　可惜的是，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大清国缺乏的恰恰就是这君臣一心，上下协力！
　　　　　　　　　　　　　　　　　
　　第七章：平壤失守
　　　　　　　　　　　　　　　　　
　　败军之将叶志超，虚冒战功，被清廷任命为平壤大军总统；平壤1.4万名清军坐守孤城，置酒高会，被动待敌；日军长途奔袭，粮食、弹药匮乏，如果激战两天就会弹尽粮绝，但清军连一天也没坚持下来，叶志超率军雨夜溃逃中伏，损失1500余人；清军一路弃险不守，狂奔500余里，一直逃过了鸭绿江
　　　　　　　　　　　　　　　　　
　　　　　　　　　　　　　　　　　
　　8月2日，也就是宣战后的第二天，光绪帝通过军机处电谕李鸿章，催他进军作战：“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军，日内行抵何处？著李鸿章迅速电催，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勿得稍涉迁延，致滋贻误，是为至要。”年轻气盛的光绪帝，恨不得马上重创“蕞尔小国”，一振天朝的威风，也让朝野上下见识一下他并不比列祖列宗差多少。不过，那时候叶志超的败军已经绕道北赴平壤，朝鲜南部已经没有大清的一兵一卒；而北路清军还正在路上，南北夹击只是光绪帝的一厢情愿罢了。
　　增兵朝鲜的北路清军，冒着酷暑，忍着饥渴，以一日百里的急行军速度，于8月上旬先后抵达平壤。共有四路大军：盛字军6000余人，由记名提督总兵卫汝贵统带，毅字军2100人，由总兵马玉昆统带，两军都于8月4日到达平壤；奉军3500余人，由总兵左宝贵统带，8月6日抵达到平壤；奉天练军、吉林练军计2000余人，由侍卫丰升阿统带，8月9日到达平壤。8月11日，丰升阿、卫汝贵、左宝贵、马玉昆联名给李鸿章发了一份电报，汇报了平壤的防守情况后，建议“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稳扎稳打，庶进退裕如。”这正合李鸿章的心意，他向总理衙门转发这份电报，认为“布置情形，尚为周密。已电饬确探严防，相机进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29页）相机进取，换句话说就是不不主张进取，起码，眼前没有打算“进取”，更谈不上光绪要求的“星夜进军，直抵汉城”。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李鸿章的理由也站得住脚：军士十数天急行军，劳苦过度，需要休整；平壤南进的要隘日军都埋了地雷，需要探明虚实；辎重尚未到齐，后勤尚不能保障，等等，等等。
　　光绪再心急火燎，也要耐下心来等等。等到8月16日，他再也没有耐心了，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卫汝贵等军于初五日齐到平壤，计休息已及旬日，浮桥谅已造成。著李鸿章电饬各统将，筹商妥协，迅速进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40页）
　　然而，此时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四人认为：平壤到朝鲜国都汉城相距千余里，有许多险关陡隘，山极险峻，路径崎岖，现为敌据，攻取不易，就是攻下来了，也必须留兵防堵，运粮饷军装亦须留兵接应后路。只有3万多人，大军才无回顾之忧，将士才有必克之志。李鸿章原文上报4人联名电报的同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所称地势敌情，尚为明确，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否则难操胜券。现卫、马、左、丰到齐仅万四千人，况因沿途雨水阻滞，卫军后起步队四营、马队五营未到，马军续调一千亦尚未到，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俟各营到齐，后路布妥，始可相机进取。将来若进逼王京，必如诸将所请，添足三万人，步步稳慎，乃可图功。”读过这份电报，再不懂军事的人也能明白，李鸿章大人和平壤守军，立足的其实是个“守”字，因此处处需要留军防守，需要添足三万人（如果真有机会添足了三万人，那时候一定会觉得三万人太少了，没有七八万十来万难以应付）；如果立足的是个“攻”字，迅速挥兵南下，又何需这里要留守那里要防军呢？
　　光绪帝接到这份电报，当天谕令李鸿章：“平壤马步各队尚未到齐，著即迅催前进，会合攻剿。据称前敌及后路须添足三万人乃可图功。惟闻倭兵有北赴平壤之信，若株守以待，未免坐失事机。仍著饬令各军相机进取，力挫凶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43－44页）
　　8月22日，军机处再向李鸿章电寄谕旨：“平壤前敌各军，到者计及万余。倭人闻我进兵，亦屡有派兵北赴平壤之信。自应迅图进剿，先发制人。况各军到彼休息亦已旬余，后路未到之兵亦应陆续全到，若迁延不进，坐失事机，致彼汉城之守亦固，各处险隘布置益周，剿办更为辣手。著李鸦章电饬各军统将，克期进发，直指汉城，沿途探听敌踪所在，或关隘踞守之处，奋力攻剿，倘敢退缩逗留，即以军法从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50页）
　　皇上火烧眉毛，恨不得大军弹指间攻入汉城，可是他并不能直接指挥大军，只能左一道谕旨右一道谕旨催逼李鸿章；可是李鸿章根本没有进逼汉城的想法，能守住平壤就是他的最高目标了。
　　　　　　　　　　　　　　　　　
　　翁同和率领的帝党们抓住时机，交章弹劾李鸿章，谋求另易统帅。
　　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批评李鸿章一味迁延，导至入朝南路清军叶志超部陷于绝地，北部大军云集平壤，因为险关要隘都被日军占据，而不能进军，“虽聚六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也！”
　　陈有懋在他的条陈时务呈文中，明确的表示李鸿章衰病不堪，难以胜任统帅之职。对李鸿章的病状陈大人作了这样的描述：“每日须洋人为上电气一百二十分，时用铜绿浸灌血管（大概是指静脉滴注吧？），若不如此，则终日颓然若醉。张佩伦其子婿也，每日不见则呼唤之，一见又呵斥之。”病成这样，还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因此，陈大人建议派一位重臣到天津，如果李鸿章确实病得不成样子，就由该重臣代为指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52页）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在《奏请振刷军士激励帅臣折》中，批评了李鸿章军事布置、用人方面的失误后，感慨道：“（李鸿章）何乃欺朝廷则智，筹攻战则愚；抗廷议则勇，御敌兵则怯？甘受陵侮，屡失事机，晚节末路之难，臣不能不为该大臣惜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60、61页）
　　给事中余联沅《奏疆臣贻误大局历陈危急情形折》，列举了李鸿章贻误大局的五个方面：一是花费了大量钱财创办海军，而至今不能一战；二是中日冲突以来，事事听洋人的主意，堕入了洋人缓兵之计；三是牙山大捷（其实根本算不上大捷）后没有趁此声威，添兵迅剿，海路运兵又因泄密而导致高升号被击沉；四是平壤屯兵不动，显违诏旨；五是一味主和，心无战志，损国威而懈士心。余大人也谈到了李鸿章的身体，“日服洋人之药，苟延旦夕，尸居余气，一筹莫展，无怪人言啧啧，胥天下之人无不痛恨该督也。夫该督生死有何重轻！而该督当次大任，何以能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63页）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津海关道盛宣怀及袁世凯人也都受到了激烈批评。
　　主战派们对李鸿章等人的攻击并非完全出于公心，派系斗争、争权夺利的成份不少，这本来也是封建王朝中司空见惯的节目。而且他们的许多议论是以传闻为依据，说不上客观，至于所提建议许多不过是从理论上正确罢了。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主战派的一边，没有原则的大唱赞歌。不过，总体上说，力主抵抗侵略，这符合我们国家民族的大义、大利，因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在感情上，大多数人会把赞成票投给主战派。
　　然而，另易主帅谈何容易，不仅仅因为李鸿章是太后的肱股之臣，换不了，更因为除李鸿章外并没有更出色的统帅！军机处在仔细阅读了光绪发下的参奏李鸿章的折件、电信后，作出的结论是：“李鸿章身膺重寄，历有年所，虽年愈七旬，尚非衰耄；且环顾盈庭，实亦无人可代此任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63页）
　　因此，中日战争的统帅只能是李鸿章。不过，李鸿章坐镇北洋，事关京畿安危，他不可能到前线统兵。平壤四支大军互不统属，各统领地位都相同，如果没有一人亲临前敌，统一节制，根本没法展开军事行动。
　　前敌急需“总统”！谁将肩起这一事关大军生死存亡的重任呢？
　　　　　　　　　　　　　　　　　
　　我们先放下平壤“总统”问题，去关注一下即将与平壤大军会合的另一支清军——叶志超的牙山败军。
　　牙山一战，清军虽然战败，但传回国内的消息却都是大捷。清廷正式得到有关牙山战斗的消息是在7月30日（牙山之战3天后），这天有位仁川的中国商人王香圃乘坐德国商轮来到烟台，向东海关道刘含芳报告了他从朝鲜听来的消息：7月25日叶志超的大军与日本开仗，日本兵三千人死了一千，清军只伤亡了一百多。刘含芳把这个消息电告李鸿章，李鸿章再电报清廷，并特别说明：“此信当确。”8月1日，李鸿章派到仁川的密探从英国驻仁川领事的信中得到了有关牙山的战斗情况：“叶军屡胜，倭死二千多人，叶兵死二百余人。”李鸿章再电报清廷。8月2日，光绪帝在上谕中对叶志超大加赞扬：“叶志超二十五、六两日又连获胜仗，毙倭贼二千余人。该提督偏师深入，以少击众，克挫凶锋，深堪嘉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10、15、18页）
　　当时朝鲜人民大都拥护清兵，憎恨日军，盼着清军大胜，难免一厢情愿制造清军的神话（历史上百姓制造神话并口耳相传来表达他们的心愿屡见不鲜），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让人惊讶的是败军之将叶志超也制造神话，饰败为胜。兵败后他率军迂回朝鲜东海岸北赴平壤，途中写给平壤左宝贵、卫汝贵、丰升阿等人的信中称“六月二十六日（指阴历——编者注）夜间倭偷营相持两三时，倭先败遁。聂镇与诸将追至稽山，毙倭千数百人。黎明，倭兵大至，约万六千人”。8月17日，他又从平康县给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详细报告了战斗经过，这次无论在战斗时间还敌人数量上比两天前又做了夸大：“数里外倭兵分起漫山遍野，约近二万（上次刚报万六千人），枪炮弹如骤雨；各营奋勇对敌，兼发地雷，计自子至巳，血战六时之久（上次报两三时），倭兵死一千数百名，我军幸先占地势，亦阵亡哨弁数员，伤亡勇丁数百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45－48页）8月24日，又向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如果说前两次的“战绩”还略有依据的话，这回则是不折不扣的信口胡编：“成欢之战，顷探实倭兵将死亡确有三千内外；我军以少击众，酣战六时之久，伤亡仅二百余名。此次途中复击退清州、忠州、金化所过倭兵，且战且走，几及一月，周历千数百里，烈日暑雨之中，陟崇山，宿野次，人惫马乏，忍饥负病，警倭行阵，艰苦万状，不无微劳。凡此血战苦役，实为超从军数十年所未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63页）看来，叶将军不能打仗，但有一支生花妙笔，本是惊弓之鸟的败军，如今被描述得像关公过五关斩六将一样战果辉煌。
　　一再撒谎的叶将军得到了丰厚的收获：先是清廷赏银两万两；光绪帝看过他一路之上过关斩将的消息后，再次谕令嘉奖：此次叶志超督军力战，以少击众，自六月二十三日以后，迭次歼毙倭兵不下五千余人，该军将弁奋勇御敌，异常出力，自应优加奖励。叶志超督师御敌，能使将士能命，力挫凶锋……著再赏给白玉翎管一支、小刀一柄、火鎌一把、大荷包一对，以示优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71页）
　　这些奖赏不过是费些银两而矣，而当清廷将督率平壤大军总统之职“赏”给他时，搭上的将是平壤大军的生死存亡！
　　然而，总统一职偏偏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落到了他的肩上。从派兵赴平壤起，东征大军“总统”一职就让清廷大伤脑筋。按主战派们的意思，希望能够由淮系以外的将领担任这一要职，这样可以削弱一下一力主和的李鸿章的势力。但淮系以外的将领谁愿去任以淮军为主的大军总统？淮军中也并非全是庸劣之辈，淮军名将刘铭传是李鸿章一手提携起来的，在淮军中声望颇高，他任总统较为理想，但他看到清廷中党争激烈，像他这样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人出任总统，肯定要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托病不就；清廷决定起用湘军宿将刘锦棠，谁知8月18日整装待发的刘锦棠暴病去世！恰恰此间，叶志超捷报频传，清廷最终决定以总统要职相托：他是淮系，李鸿章放心；他“战功夙著”，朝野上下无话可说。
　　8月25日，军机处电寄叶志超谕旨：“现在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亟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著，坚忍耐劳，即著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剿；所有一切事宜，仍随时电商李鸿章，妥筹办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59页）
　　　　　　　　　　　　　　　　　
　　叶志超的搭档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在他的《东征日记》里，记述听到叶志超被任命为总统的消息时用了四个字“一军皆惊”。惊什么？当然是惊讶败军之将怎么会当了大军的总统，败军之将怎么来当这个总统。其实，感到惊讶的也应该包括叶志超。他饰败为胜，夸大战绩，无非为了邀功请赏，但要说统率大军与日军作战，他早就没了这样的勇气。纸里包不住火，牙山败军一进平壤，他的那些子虚无有的战绩，自然不攻自破，他还有脸去做大军的总统？何况平壤诸军统领，论资历都不比他逊色：盛军统领卫汝贵，职级总兵。这次入朝，他的军队六千多人，是诸军中人数最多的，他肯听从败军之将的指挥？毅军统领马玉昆，早年跟随宋庆参加对捻作战，后参加平定西北回民叛乱，1874年又随左宗棠进军新疆，荡平叛军阿古柏，抵抗沙俄，收复新疆，职级总兵。奉军统领左宝贵，先后参加镇压太平军、捻军及热河剿办“马贼”，1891年因参加平定热河金丹道起义有功，赏穿黄马褂，并赏给头品顶戴。赴朝前，因慈禧太后六旬寿典，又赏戴双眼花翎。因为他爱护百姓，关心士卒，赏罚公正，无论在军中还是在地方，口碑好，威望高。奉天、吉林练军统领丰升阿，是满洲正白旗人，由亲军从征直隶、山东等省，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被赏蓝翎侍卫。此后三等侍卫，头等侍卫，副都统，都统，1886年起总统奉天盛字马步练军。1890年被赏头品顶戴。不久又因平定热河金丹道起义有功，赏巴图鲁勇号，并赏穿黄马褂。作为旗人的他，又怎能甘心听从一个汉人总统的号令？按清廷的制度，提督与总兵平级，但提督可以节制总兵。问题是一个败军提督来总统，又怎能服众？大家都清楚，新任总统叶志超也清楚。他还清楚平壤大军的战斗力无法与日军相比。诸军中人数最多的一支是卫汝贵的6000盛军，但这支军队军纪败坏最为严重，入朝以来一路之上烧杀抢掠，极为恶劣，而卫汝贵平时克扣军饷（士兵一天只能得到老米一斤，铜钱三十文），不得军心，根本无心也无力严加节制，因此这支大军“遇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你能指望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还有奉升阿的两千练军，战斗力很差，经不得战阵，老百姓戏称“鸭蛋兵”。叶志超已经领教了日军的战斗力，他又怎能有信心总统这样的大军与日军一决高下？
　　9月2日，他向李鸿章发了一份电报，汇报了一下平壤的防务后，认为目前农人正在收获，若进军交战，农民失收获之望，我军就地筹粮，更形艰难，建议秋收后进军。隔了一天，他电报李鸿章日军从元山进军的情报，认为“必有四万余人，厚集兵力，分布前敌后路，庶可无虞。”
　　阅过两份电报后，光绪帝很不满意，对叶志超的统帅能力开始起疑。9月5日军机处寄给李鸿章的上谕中说：“叶志超前在牙山，兵少敌众，词气颇壮（的确，颇壮的只有词气）；今归大军后，一切进止，反似有窒碍为难之象。”“叶志超与盛、毅诸将平日分属等夷（地位平等），今身膺总统，同人中或各存意见，不服调度，则措置一切，必难自如；军情紧迫之时，深虑因此偾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83、84页）让李鸿章传谕叶志超，有谁不听调度，立刻电告，严参惩办。
　　身不正，皇上撑腰也是枉然。叶志超自知无力统军，干脆挨一天是一天。“我平壤军，不即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余人聚平壤，置酒高会。”（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1》第19、20页）
　　　　　　　　　　　　　　　　　
　　如果说平壤大军一点准备也没有，那也不符合事实。根据李鸿章先定守局的要求，清军在平壤内外修筑了一些防御工事，加强了平壤的防守。平壤曾经是朝鲜的旧都，号称朝鲜八道之“第一雄镇”，东、南、西三面都被大同江环绕，城墙高10米，基厚7米，顶宽2米，绵延达10多里。城东有一段险峻的断崖，城北面有座名叫牧丹台的山，据此可瞰全城。参加了平壤战斗被日军俘虏的栾述善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平壤城作了这样的评价：“平壤城高壕阔，群峰围绕，东西江水滔滔，可谓天设之堑。系私心揣度，城池如此之固，地势若是之险，各军星罗棋布，扼要严防，敌人虽有千军万马亦断难飞渡。”《楚囚逸史》，见《中日战争第六册》第179页）
　　按常规，攻打坚固的城防，需要守军三倍的人马。日军并没有千军万马，共有1.6万人。驻平壤清军共计1万4千余人，拥有野炮4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修建堡垒20余处，贮有足够全军一个月的粮食。（戚威章著《甲午中日陆战史》第130、131页）这座全副武装的城池，能在“先定守局”的清军手里坚持多少天呢？
　　　　　　　　　　　　　　　　　
　　在清廷增兵平壤后，日军大本营召开作战会议，决定给在朝鲜的第五师团增配第三师团，编成第一军，任命素有日本陆军之父之称的山县有朋为第一军司令官，增兵朝鲜，与清军决战。
　　我们有必要对山县有朋作个简单的了解。他于1828年出生于长州藩下级武士之家，早年结交倒幕志士，任过“奇兵队”军监（副总督），在倒幕维新运动中卓建战功。曾经被明治政府派往欧洲考察军事制度，具有较高近代军事思想；1877年率军平定了西乡隆盛的叛乱，在明治政府中地位显赫；主持制定《征兵令》、《军人敕语》、《教育敕语》，主导改革陆军指挥体系；极力主张对外侵略扩张，1890年他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提出日本不仅要守卫主权线，而且要保护与主权线安全密切相关的区域——“利益线”，这一理论一直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舆论根据。由一个极力主张对外侵略者出任司令官，在今后的战争中日军始终处于攻势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任命山县有朋为第一军司令官的次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军事公债条例》，计划筹集5000万日元。5000万！这对于人口不足4000万、工人日平均工资不到0.15日元（当时日本男工日工资为0.18元，女工为0.08元）的日本人民来讲，将意味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出人意料的是，国民们勒紧裤腰带，纷纷踊跃认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政府就募集到7694万日元，大大超出了原来的预料（《甲午战争全景纪实》第79页）。
　　这就是民气，这就是士气，这就是举国一致投入战争的最好说明。
　　　　　　　　　　　　　　　　　
　　8月底，国内援兵尚未到达朝鲜时，日军已经启动了四路合击平壤的部署：第一路，由大岛义昌少将率领3600人，从汉城出发，经开城、金川、瑞兴、风山、黄州、中和，正面进攻平壤，吸引清军的精锐部队聚集于平壤东南方，掩护其他部队强攻；第二路，由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率领第五师团本队，共5400余人，于9月1日自汉城出发，到黄州后折而西行，从十二浦渡大同江绕到平壤城西南进攻；第三路，称朔宁支队，由步兵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少将率领2400余人，由汉城出发，经朔宁、新汐、遂安、祥原、江东，由麦田店渡大同江，绕攻平壤北面；第四路，称元山支队，由佐藤正大佐指挥从元山登陆的4700名援军，西进平壤，一部分参加攻城，另一部分占领平壤清军后路顺安。各队于9月15日前到达平壤，发起围攻。
　　日军的这一作战计划极为冒险。
　　很简单的道理，分路合击，配合不好合击不成反而很容易被对手各个击破。特别是日军的四路大军彼此声息不通，进军路上又有易守难攻的舍人关、马息岭、飞虎岭、留去岭、麒麟岭，要渡过湍急的赤壁河、柳绿河及大同江。如果清军占据有利地形对艰难行进的日军进行阻击，日军就有可能全线崩溃；即使仅击败其中的一路，也能瓦解日军对平壤的合围攻势，平壤也断不会那样迅速的易手。然而，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对他的对手研究透了，他认为清军有据守险要的习癖，如今占据了易守难攻的平壤，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前进，因此大可放心进军。事实的确如此，一路之上险关重重，而日军除了遇到一触即溃的清军哨探外，几乎没遇到任何象样的抵抗。
　　日军更大的冒险在于他的后勤严重不足。连小孩子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四路日军匆匆成行，后勤保障都十分薄弱，加上沿途朝鲜群众都不支持，粮草征集难度很大，连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也有数日没有米吃，仅食小米充饥；元山支队也因为粮食缺乏，连受到优待的军官一天也仅喝两碗稀粥。“师团主力完全没有带常备食物，只有两天的‘道明寺糕’（把米蒸熟晒干后的短期食物）和少量弹药，如果连续激战两天以上，那么弹药和粮食将同时失去补给，只有放弃围攻，实行退却。”（藤村道生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日清战争》第105页）也就是说，占据着坚固城池、粮食弹药颇为充足的清军如果能坚守上两天，日军就会不战自溃！
　　我们不得不佩服日军背水一战的勇气和果决。
　　日军也明白自己是在冒险，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做了最坏的打算，9月13日他到达汉城，对麾下的军官们训示：“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誉。”日军中禁止投降的传统就此产生。
　　9月15日，日本天皇到达大本营驻地广岛，亲自坐镇指挥。这表明天皇亲自带兵出马，用事实向民众表明日本的决心和信心。被派往广岛的民友社记者平田久，激动的写道：“我陛下君临每个国民的心中。我皇万岁。”（藤村道生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日清战争》第101、103页）
　　这一天，四路日军对平壤的总攻已于凌晨发起。
　　　　　　　　　　　　　　　　　
　　最先到达平壤外围的是大岛混成旅团。这支部队于9月12日到达平壤东南，直到15日凌晨总攻发起前，他一直在打打停停进行佯攻，成功地将清军主力吸引到了平壤东南。朔宁支队也于9月12日到达大同江，正准备由麦田店渡江时，与前来探敌的奉军三营八百人相遇。奉军“列阵以拒，枪炮互击”。正激战中，叶志超以前路吃紧，急调三营奉军回平壤。日军于是轻易地渡过了大同江，从北面包围了平壤。13日，元山支队一部占领顺安，切断了清军归路。14日，元山支队进占平壤背面坎北山，抢占了制高点，并与朔宁支队会合。
　　随着数路日军包围平壤的消息不断传来，叶志超已是惊弓之鸟，9月12日，他拍发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自己：“心力交瘁，病又日重，饮食亦不能进，勉支大局，期报皇上知遇之恩”，13日在电报中说：“超亦饮食难进，头晕目眩”，他希望李鸿章能因为他身体欠佳把他调走。临阵换将那是兵家大忌，李鸿章当然清楚。那他叶志超只有遵命守城。但压根儿他就没有坚守平壤的决心。9月14日，部分清军将令军心动摇，主张弃城而逃，这时候最需要主将拿定主意，稳定军心，然而叶志超巴不得大家都愿意弃城，因此当天晚上，他召集众将，说：“敌人乘势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子药既不齐，地势又不熟（其实，远路奔袭的日军子药更不齐，地势更不熟），不如整饬各队，暂退叆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当时诸将依违参半，只有左宝贵坚决不同意：“敌人悬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远，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岁靡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效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侃侃直陈，怒形于色（栾述善撰《楚囚逸史》，见《中日战争》第六册第180页）。为了防止叶志超逃跑，左宝贵派亲兵把他密切监视起来。“至是叶志超之威信完全堕地，其号令不行。”（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282页）
　　　　　　　　　　　　　　　　　
　　9月15日夜，日军对平壤城发起总攻，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
　　平壤南面大岛混成旅团分左中右三路向大同江南岸船桥里一带发起进攻。马玉昆率领的毅军在此驻守，他们依托筑好的工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军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我军原以为，在这样的猛烈炮击下，敌军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步，敌军亦前进一步，相互步步接近，现在，除了使炮击更加猛烈以外，别无他顾了。战斗越来越激烈，乾坤似也要为之崩裂……（清军）多数人携带无比精锐的毛瑟这发枪，并通过舟桥，与对岸部队遥遥取得联系，互相呼应，有劳有逸，依据地利，实行防御。敌军在坚固的堡垒里，仅伸出手和枪既能射击，而可供我军隐蔽的良好地物较少，若强行逼近，则势必把身体暴露于敌弹之正面。如此继续激战，月亮不知何时已经落到了西山的后面，红日出现于东面的山顶上，敌我形势益发明显可见，这对于我军的进攻，越发不利。……敌军自第一、第二堡垒乱射的子弹，形成交叉火力，倾注于我军，子弹比雨点还要稠密，几乎势不可挡。然而，联队长既已誓死奋战，部下将士谁不奋勇？看到前面的人战死，谁能不跨过其尸体进而夺取敌军主垒呢？死也不能后退一步，这正是上下一致的决心。
　　“此时，对岸的敌军堡垒也对我军实行侧射，支援左岸敌军的主垒。因左岸敌军主垒得到了增援，我军后方的炮兵也相应地进行炮击，但因距离过远而无效。于是，我军又派第二十一联队的第二中队及第九中队之一半，逼近敌军主垒，发起冲锋，但因堡垒太高，难以攀登，又遭敌军侧射，白白地死掉了许多人。曾经一度被我军夺取的左侧附属堡垒，遂因主垒里的敌军发起冲锋，而白地丧失了。当时敌军自对岸经舟桥补充弹药，武田第二十一联队长命令后方的炮兵炮坏舟桥，又因距离过远而无效。”（于时化、刘恩格译《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第50－53页）
　　这支日军从凌晨进攻，直到正午一点，也没有攻下清军阵地，于是只好撤退。日军伤亡惨重，据日方记载：“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其中中队长级大尉军官被击毙四名，少尉军官被击毙二名。第九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第二十一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炮兵第五联队第三大队长永田龟少佐均被击伤。”日人杉浦梅潭曾写诗来描绘这次战斗的艰苦和日军的惨重伤亡：“霜惨烈，风萧索，吾军衔枚乘暗斫。平壤壁，大同江，古来天险称无双。土器店头砦栅固，炮雷迸裂弹雨注。……蹀血登，蹈尸进，白日黯，山河腥，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戚威章著《甲午中日陆战史》第142页）
　　让我们再去关注一下平壤北部的战事。
　　进攻平壤北面一线的是日军朔宁支队和元山支队，共7800人，这一线是日军的主攻方向，也是平壤保卫战最激烈的战场。清军在内城北角牡丹台修堡垒一座，城外北山上沿城自东向西修堡垒四座。这个方向清军主要是左宝贵率三营奉军1500人，江自康率仁字营二营四哨，计1400余人，共计2900人。日军兵力是清军的2.7倍。
　　9月15日凌晨4时半，元山支队向平壤西北方的两堡垒发起进攻，朔宁支队向牡丹台外侧东北方的两堡垒发起进攻。元山支队在五时五分对堡垒进行猛烈轰击，六时二十分战斗达到最激烈，“四处如天崩地塌，满空似落雁飞蝗，日月无光，山川改色，鸟望烟而遁迹，兽闻响而潜踪。惨雾濛濛，愁云密密，互相混战，草木皆红。”（栾述善撰《楚囚逸史》，见《中日战争》第六册第181页）7点15分，西北方两个堡垒完全被日军占据。
　　东北方，日军朔宁支队一面在高山上排列山炮六门向堡垒轰击，一面派两个中队的兵力，向最东侧的堡垒发起猛冲。清军凭垒固守，以连发枪向日军猛烈还击，击伤支队副官桂太郎大尉及两个中队长小仓中尉和本间中尉，士兵伤亡二十人。坚持到8时，两个堡垒也被日军攻破。至此，牡丹台外的四个堡垒全被日军占领。
　　位于玄武门外的牡丹台是平壤城的制高点，此台如果落入敌手，全城都会受到威胁。因此日军占领外侧四个堡垒后，朔宁、元山两队立即合兵一处，集中炮火轰击牡丹台，掩护三路步兵进攻。据守牡丹台的是号称清军精锐的左宝贵所率奉军，配有克虏伯炮三门和格林速射炮、连发毛瑟枪，给进攻的日军以猛烈的打击。但经不住日军集中炮火的轰击，堡垒胸墙被毁，速射炮被击坏，士兵伤亡严重。日军乘机发起进攻，八时三十分，牡丹台失守。
　　此时奉军统领左宝贵正在玄武门指挥战斗，见牡丹台失守，却毫不退却，穿上御赐黄马褂，戴上双眼花翎的顶戴，登上玄武门督战。他对将士们说：“我辈厚禄重饷，安食数十年。今彼倭失约背盟，恃强侵犯，正宜名愤忠义，扫尽边氛，上纾九重东顾之忧，下救万民西奔之苦，社稷安危，兆在斯时。进则定受异常之赏，退则加以不测之罚。我身当前，尔等继至，富贵功名，彼此共之。”（川崎三郎著《日清战史》，第四编，第171、172页）。那代表着无上权威的明黄色，在战场上就成了敌人绝好的猎杀对象，不久中炮牺牲。部下一名营官扬某，挟其尸欲冲出重围，但日军已攻下玄武门，塞满街巷，杨某亦死乱军中。
　　日军占领玄武门，但在向城内推进时，遭到城内清军的猛烈射击，不知城内虚实，未敢贸然进攻，退守牡丹台、玄武门。此后，清军组织了两次冲锋，都没有冲破日军防线，但日军也未敢追击。双方就这样对峙着。
　　　　　　　　　　　　　　　　　
　　进攻平壤西南一线的日军是师团长野津道贯亲自率领的第五师团本队。该部日军于夜半由宿营地出发，早七时到达平壤西南之山川洞后，立即列炮于丘陵上向清军射击，同时出动步兵向清军堡垒进攻。由于堡垒坚固，山炮无力加以摧毁，发动几次进攻，都未能得手。而且各路报来的消息都是敌军善战，平壤城甚坚固。野律道贯咬牙切齿说：“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也不能攻占，我有何颜归国进谒我天皇陛下？我意已决，在明日战斗中，全军一齐进逼平壤城下，冒敌弹、攀胸墙，胜败在此一举。如若我军幸而得占城池，我愿足矣；如若不幸失败，平壤城下乃我的坟墓。”（于时化、刘恩格译《日清战争实记选译》，见《中日战争》第八册第58页）于是这路日军也停止进攻，准备于翌日凌晨乘晓雾再行攻击。从中午开始，两军已实际上处于休战状态。
　　让我们对平壤此时的形势作个简要观察：大同江南岸船桥里战场，马玉昆所部毅军击退了大岛旅团的进攻，获得大捷，日军被迫撤退；城西南战场上，卫汝贵所率盛军阻止了野津道贯师团本部的进攻，胜负未分；只有城北面牡丹台、玄武门战场，日军以7800余人主力进攻2900余人的清军，占据了堡垒，攻陷了玄武门，但日军也未能攻进城内。此时，日军弹药、粮食已经十分遗乏，如果清军能再守一两天，那么日军将不战自溃。
　　但，清军连半天也坚持不下去了。
　　　　　　　　　　　　　　　　　
　　本来，总统叶志超就没有坚守平壤的信心，牡丹台、玄武门失守和左宝贵的牺牲，使他惊惧万分，不与众将商议，决定弃城逃走。他下令在大同江岸及西南门一线坚持战斗的马玉昆、卫汝贵迅速撤军，并于午后四时在七星门等处挂出白旗，派一朝鲜人致书日军要求停战。《日清战争实记选译》比较详尽地叙述了请降的情形：“此时，城中忽在西海门、七星门、大同门等城楼上悬起白旗，表示投降。这时，雷声隆隆，与枪炮声相和，暴雨骤至，咫尺难辨。当时敌军虽乞降，但不知果真有无降服之意。我军因疲劳，又有暴雨，立见少将命令一齐停止炮击，以观敌军举动。敌城门微开，呈一封信陈情。信被雨打湿而不可读。立见少将亲自率桂副官策马到城门附近，命令桂副官对敌军说：如若降服，可以容许，应速开城门，集中兵器，交给我军；如若不然，我军将立即攻占平壤城。语言不通，于是笔谈，语气颇为激烈。对方又请求曰：城内人众，俄倾之间，不能办到，而且有大雷雨，但愿延至明晨开城。此时，敌军在城楼上，俯视我军，如若开枪，我军将校士卒将不得生还。立见少将勇敢地立于此危险之地，从容谈话，敌军皆惧而不敢开枪。我军接受敌军的请求，允许延期开城，我军从容不迫地退到牡丹台。”
　　日军估计清军会乘雨夜逃跑，冒雨设伏，专等猎物自投罗网。果然不出日军所料，夜里九点，清军冒雨出逃，行至埋伏圈内，日军枪炮齐鸣，清军死伤惨重。
　　“前军遇敌击，只得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前奔。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为敌人抑是己军，放炮持刀，混乱砍杀，深可怜悯！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弟唤兄，鬼哭神嚎，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士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者，非投水自溺，即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入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栾述善《楚囚逸史》，见《中日战争》第六册182－183页）
　　日本人对这次伏击作了这样的记述：“佐藤大佐的部队迅速在后方的狭窄道路两侧展开，集中射击蜂拥而至的敌军。如此，撤退的敌兵，一群又一群，从傍晚至拂晓，仍未停止。次日迎视，箕子庙后面二、三百米以内，尸积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为之变成红色。其密集处，五十米以内，有一百二十具伏尸与三十头毙马。又闻，当时仅马匹被击毙者达三百余头。在师团主力方向，也彻夜射击撤退的敌兵。至拂晓，被击毙的敌兵约数百名。如此，在两条道路上，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此夜敌军死亡人数约达一千五百余名。”
　　平壤一战，日军伤亡仅698人，而清军估计2000余人，而大部分不是在战斗中伤亡，而是在逃跑中被击杀！
　　1894年9月16日，日军占领了平壤。
　　“十六日拂晓，朔宁支队由玄武门，元山支队由七星门，师团主力之先头部队由西海门，同时进城。在大道上的混成旅团，远见各纵队一齐拥入城内，方知平壤城陷落，遂在其他各部队之后，于午前十时许，由南门进入城内。各部队入城以后，吹奏‘君之代’，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凯歌震地，面溢喜色。原通清军之韩人，早已四方逃散。受其影响，无知平民也抚老携幼，哭泣着向城外逃去。因此，这样大的一个城池，极少看到韩人的影子，满街都是生气勃勃的日军士兵。”（于时化、刘恩格译《日清战争实记选译》，见《中日战争》第八册59页）
　　日军的战利品是丰厚的：炮35门，步骑连发枪550支，其他枪610支，炮弹792发，子弹56万发，行军帐1092顶，军用锅354口，粮食4700石，大车156辆，马250匹，金砖43公斤，金锭53公斤，银锭540公斤，还有火药、信管、纸币和其他物资无数。（《虎头蛇尾——中日甲午战争纪实》第255页）
　　哦，对了，在平壤大军溃退平壤的这一天，大清文武百官正隆重会议太和殿，讨论慈禧太后的徵号之事。最后，礼部官员上奏的结果是：“众位大臣经过慎重集议，奏上太后徵号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祟熙皇太后。”按照乾隆皇帝定下的规矩，皇后、太后驾崩之后的尊谥最多才可为16字。西太后以在位之人得此尊祟。实在是大清开国以来所不曾有过的。
　　　　　　　　　　　　　　　　　
　　平壤大军总统叶志超侥幸逃出平壤，他已被吓破了苦胆，率溃军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都弃而不守。一气狂奔500里，一直渡过鸭绿江，踏上清军的边防，这才停了下来。
　　因为日军割断了电线，平壤自9月14日便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平壤大军已经败走两天，9月18日光绪皇帝还在部署人马增兵平壤，告诫将领们：“各营将领，如有桀敖不驯、退缩不前者，并著叶志超据实奏参，即以军法从事，毋稍宽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101页）直到9月23日——平壤已经失守7天后，朝廷才开始收到叶志超关于平壤战事的电报。在叶志超的报告里，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三四万，清军呢则苦战五昼夜，最后因为弹尽粮绝（其实弹未尽，日军缴获炮弹792发，子弹56万发；粮亦未绝，日军缴获粮食4700石）不得已退出平壤，而且一路上“倭卡数十处，层层打出”，似乎能逃出平壤来已经是大功一件。叶志超毕竟是李鸿章的谪系，自然是百般庇护，李鸿章在上奏朝廷的奏折里对叶志超及他的军队作了这样的评价——或者是说辩护：“臣查平壤各军孤悬危地，器械不全，原止万五千人，内尚有分防后路安州等处。叶志超自牙山退出后仅二千余人，奏明伤病甚多，器械不全，难遽搏战。倭人遽以三四万之众猛扑环攻，各将领督率弁勇连日苦战，实属奋勇出力，不顾身命。”“总统各军直隶提督叶志超，力疾督战；统领盛军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统领毅军记名提督马玉昆、统领奉天盛字营御前侍卫副都统丰升阿，均督军苦战数昼夜，因贼众愈集愈多，子尽粮绝，退出平壤……”不过，平壤大军毕竟是败了，必须有人做替罪羊，李鸿章上奏朝廷“奉军营官守备杨建胜首先开城脱逃”，“统带仁字营记名提督江自康，驻守城外北山，先自撤队”，“统带盛字左军四川重庆镇总兵孙显寅，出险不停，直赴沙河……”这三人杀的杀，撤的撤，而叶志超等“均加恩免其议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3》第116、117页）
　　纸里毕竟包不住火，后来叶志超溃退实情暴露后，清廷于11月21日下令革职，次年判斩监候，秋后处决，但有李鸿章这棵大树在，叶志超并没有被斩，罪越减越轻，1900年获赦，老死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