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满以为俄国会出兵干涉，逼迫日本撤兵，俄国最后却表示日本没有侵掠朝鲜的意图，甚为满意；再请英国出面调停，最后英国向日本表示，如果开战，只要不进攻上海就行了，因为英国在上海有巨大利益；德法两国公使私下里对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说：为使中国从过去的迷梦中醒来，非给以当头一棒不可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当初未把日本放在眼里的袁世凯多次电报李鸿章，请求增兵朝鲜；驻日公使汪风藻也建议向朝鲜增派大军。但李鸿章一直没有行动。他的理由是：“鸿思倭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倭，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志超）驻牙山，距汉（城）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以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总之，李大人的意思是，日本增兵让他增，我们只能先瞪眼看着吧。 

　　其实，李鸿章无意与日本人在军事上一争高低。他另有打算。 

　　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多年，对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有比较深刻独到的认识，算得上大清朝的外交专家。他最擅长也最为得意的大概是在外交上的“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方面，他的确有不少成功的实践。但，问题是这一策略的效果也是极为有限的。因为这种策略就好比拿肉骨头去引诱群狗打架，狗在打架的时候肉骨头能得片刻的安全，但狗们打累了或者狗们达成了共享肉骨头的协议后，肉骨头则只有被群狗分享的命运。 

　　在外交上，李鸿章的精明是“以夷制夷”；他的失误是过于依赖“以夷制夷”。在甲午战争中，整个中华民族要陪他吞下这颗“以夷制夷”的苦果。 　　　 

　　李鸿章最先看中的是俄国。 

　　俄国与朝鲜接壤，早就大有野心，当然不愿坐视朝鲜落入日本人之手。李鸿章明白这一点，因此6月20日就向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提出请俄国出面调停中日争端，并抱了很大希望。他天真地认为日本人畏惧俄国，现在俄国出面，“有此夹攻，（日本）或易就范”。 

　　光绪皇帝对洋人的调停不像李鸿章那样乐观，在6月25日的上谕中就顷向于增兵朝鲜：“现在日本以兵协议，唆使朝鲜自主；朝鲜恇怯惶惑，受其愚弄。据现在情形看，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同时提醒李鸿章：“俄使喀西尼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机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68－569页）不幸的是光绪的担心后来都成了事实了，李鸿章大人被俄国人狠涮了一把。 

　　不过，最初俄国对日本的态度的确令李鸿章欣慰。就是在光绪提醒李鸿章的这一天，俄国政府通过驻华参赞告知李鸿章：“俄皇已电谕驻倭俄使转致倭廷，勒令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议善后办法。如倭不遵办，电告俄廷，恐须压服之法。”压服之法是什么法？李鸿章一厢情愿地理解为关键时刻俄国会出兵逼迫日本就范！ 

　　但，日本并没象李鸿章盼望的那样的容易就范。外相陆奥宗光答复俄国说日本当然愿意撤兵，不过中国一向用阴险手段干涉朝鲜内政，以口是心非的策略欺骗日朝两国的事例比比皆是，日本不能轻信中国的言行。他提出的撤兵条件是中国在撤兵的同时同意中日两国共同负责改革朝鲜内政或者日本自己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中国不得直接或间接加以阻碍。显然，无论哪个条件清廷都不会答应，日本已经间接拒绝了俄国的劝说。不过为了不致引起俄国政府的不满，陆奥宗光向俄国公使保证两件事：一是日本政府除希望朝鲜独立及和平外，决无他意。二是将来中国政府无论采取如何举动，日本政府决不作进攻性之挑战。 

　　6月30日，俄国再次照会日本应与中国同时撤兵，否则“日本政府应自负重大责任”。陆奥宗光立即去见内阁总理大臣伊藤，伊藤看罢俄国的照会，沉思很久，然后慢慢但是坚定地说：“事已至此，我们怎能按受俄国的劝告从朝鲜撤兵呢？”两人不谋而合，下定决心要寻衅朝鲜，不惜一战。事后陆奥宗光在他的回忆录里感叹说：呜呼，至今每当追思当时之情景，犹自悚然而有余悸！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和伊藤的意见有所不同，或者即使相同而两人的判断相反，则当时的局面将不知发生如何变化，也不知我国能否获得像今天这样夸耀于世界的勋绩和光荣？！（陆奥宗光《蹇蹇录》第39页） 

　　7月2日，日本政府对俄国要求中日同时撤兵的照会正式给予答复，说日本出兵实在是目前形势下不得已而为之，决无侵略领土之意。等到朝鲜内乱完全平定、祸乱已无再起之危险时，当然即将军队撤回。同时表示“帝国政府对于俄国政府友谊的劝告，深表谢意”。这份客客气气的照会，连陆奥宗光也承认，表面上虽然冠冕堂皇，但不过是以外交辞令委婉拒绝俄国政府的劝告。 

　　为了促使俄国出面干涉，李鸿章向喀西尼提议，由中日俄三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俄国可以和中、日分享同等权利。这个诱人的建议令俄国政府颇费脑筋。接受李鸿章的条件，俄国在朝鲜的确有重大利益可图；但这又要冒开罪日本的风险。特别令他们担心的是，一旦俄国以任何方式援助中国，正在等待时机的英国很可能会站在日本一边。日英靠拢，俄国孤立，甚至有可能被拖入战争。俄国虽然非常希望在远东扩展势力，但由于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完成，在远东打一场战争，还没有多大胜算，俄国值不值得冒这样个风险？ 

　　在李鸿章急切等待俄国答复的时候，英国政府也坐不住了：如果俄国答应李鸿章的提议，那么俄国将在朝鲜谋取到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这是英国所不愿看到的。在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积极斡旋下，7月9日，清廷总理衙门王大臣与日本驻华临时代办小村寿太郎举行谈判。 

　　这注定是一次白费口舌的谈判。清廷代表总理王大臣坚持中日应先同时撤兵，再谈善后；小村坚持清廷要就朝鲜内政改革给予明确答复，日本才能撤兵。 
　　这么鸡生蛋蛋生鸡地白费一番口舌，谈判归于失败。对这个结果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十分高兴，因为“朝鲜近来的局势已经十分紧张，不容中日两国之会商而拖延时日，莫如乘此机会与中国断绝关系为上策。”于是，在7月12日，陆奥宗光电令驻朝鲜的大岛公使：“英国调停已告失败，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为。”（陆奥宗光《蹇蹇录》第34、42页） 　　　 

　　就在中日谈判的这一天，御使张仲炘上折请求朝廷趁“朝鲜未遽离心，日本未甚得志”时，“速行决战，藉以存彼弱国（朝鲜），卫我边疆，绝各国觊觎之心”，“请严旨责成李鸿章，令其一意决战”，“尤须令其打破迷团，勿恃局外之调停，勿听敌人之愚弄”。 

　　也是在这一天，侍读学士文廷式（珍瑾二妃的老师，光绪帝的重要支持者）上《朝鲜事机危迫条陈应办事宜折》，认为“区区倭人，而今得志如此，数年之后，天下事尚可问乎？”向朝廷提了五条建议：一是明赏罚。二是增海军。三是审邦交。四是戒观望。最后说：“臣所深虑者，李鸿章立功之始籍资洋人，故终身以为可恃”。建议朝廷不能完全依赖李鸿章，应令李鸿章推荐一二十人，“送部引见，候旨录用”，“使将士皆知共戴天恩，感奋思报，亦驭将之一术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2》第603－608页）。意思很明确，希望光绪皇帝不能再由着李鸿章观望迁延，真正掌握起军权来。 

　　这一天，光绪再次发布上谕促李鸿章备战增兵：“倭情叵测，议（议和）之成否，尚难逆料，若待事至决裂而后议战议守，势已无及，不可不先事筹备。著李鸿章豫为筹划，水陆各军如何分进，粮饷军火如何转运，沿海各口如何防守，一切事宜，统筹调度，谋定后动，方可迅赴戎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2》第606页） 

　　李鸿章依然没有增兵的计划，他在急切盼望着俄国的消息。 

　　俄国的答复终于来了。 

　　几经权衡，俄国政府认为既然日本对朝鲜决无侵略领土之意，那么俄国犯不着开罪日本，更不能把日本逼入英国的怀抱。7月13日，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奉命代表本国政府向日本表示：“俄国皇帝陛下从日本皇帝陛下的政府照会中获悉日本并无侵略朝鲜意图，而且一俟朝鲜内乱完全平定、祸乱已不再起危险时，即自该国撤回军队之意，甚为满意。”（陆奥宗光《蹇蹇录》第40页） 

　　至此，李鸿章依靠俄国调停的希望完全化为泡影。 

　　俄国的这一态度，无疑给日本政府以极大鼓励。次日，驻华临时代办小村向清廷做了如下蛮横的声明：查朝鲜屡起变乱，实因其内政紊乱之故。我政府认为对于该国具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中日两国，有帮助其改革内政之必要；因此曾向中国政府提出此项建议，不料中国政府断然予以拒绝；近日驻贵国的英国公使顾念睦谊，善意居中周旋，努力调停中日两国之间的纠纷，但中国政府除依然主张我国应由朝鲜撤兵外，并未提出任何新提案；似此情形，非中国政府有意滋事而何？事局至此，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 

　　而更让日本政府欢欣鼓舞的是英国也以实际行动给予支持。7月16日，曲曲折折谈判一年多的日英新条约正式签字。新约规定：英国政府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和租界行政权；废除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税率等等。总之，新条约签定对日本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意味着日本开始走上与世界强国平等的地位。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在条约签字仪式上说：这样的条约，对于日本来说，其效果确实不少。说其效力比在朝鲜击败中国的大军更为远大也不为过。（《甲午中日陆战史》第87页） 

　　陆奥宗光这样描述他获悉这一消息时的兴奋之情——“外省电信课长来到床前交给我一份电报，果然是青木公使的来电，电文中说：”终于克服此次困难，新条约已于7月16日签字。本公使谨向天皇陛下敬献祝词，并向内阁诸公表示贺意。‘我立即斋戒沐浴进宫觐见皇上，奏上日英条约签订完毕。“ 

　　至此，日本终于摸清了英俄等国的实底，那就是他们都关心在华利益，但对中日冲突都不会进行武装干涉。它可以放心大胆地发动战争了！ 

　　在日英签约这天，军机处寄给李鸿章的谕旨如当时中日关系一样充满了火药味：“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任，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2》第620页） 

　　直到这一天李鸿章才遵旨派遣卫汝贵率军6000人，马玉昆率军2000人，左宝贵率奉军3500人开赴朝鲜，进军平壤。 

　　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制定了作战计划。天皇特诏以主战著称的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恢复现役，接任海军军令部长。桦山受命后很快组建成以伊东祐亨为司令官的联合舰队。大本营命令伊东率联合舰队到朝鲜西海岸巡弋，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占领适当地点作临时基地；命令大岛义昌作好战斗准备，并授以独自决定开战的权力。（《日本侵华70年史》第37、38页） 

　　这一天，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提出了一份强词夺理的照会：“我政府向贵国提出内政改革的劝告，除顾全东亚大局，和贵国一同维护和平外，别无他意。然而贵国对此即不同意，便已失去互相提携之道，今后我政府将只根据我方利益，单独采取必要的手段。对此，事前予以通知。”同时还通知朝鲜日本要自己架设汉城、釜山之间的军用电线；要求朝鲜为日本修建兵营。（山村浚《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修记》第24页、25页） 

　　7月23日这一天，驻朝日军已经采取断然措施发动事变，于日凌晨驰入汉城，沿途放炮，对朝鲜守军进行轰击。大鸟圭介亲率日军一个联队包围朝鲜王宫，劫持国王，威逼大院君入宫，组成亲日的傀儡政府。 

　　也是在这一天，英国驻日本公使奉本国政府训令向日本提出照会：“今后中日若发生战事，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及其附近作战的保证。”陆奥宗光对这份照会评价说：由此可见，与其说是英国政府有坚决采取一切手段维护东亚和平的决心，毋宁说是英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且抱着无从制止的看法。（陆奥宗光《蹇蹇录》第46页） 
　　清廷一直到26日才得到日军发动事变的消息（日军割断了电报线），而此时清廷还在与英俄等公使商讨由英俄德法意五国劝说日本撤兵的事情。 

　　一个多月来，日本咄咄逼人，耍尽了阴谋诡计与近乎无赖的手段，在军事上做好了准备，而外交上也取得完全胜利，毫无后顾之忧。俄国英国都不必说了，德法两公使在私下里对陆奥宗光说：“为使中国从过去的迷梦中觉醒过来，非给以当头一棒不可。”（陆奥宗光《蹇蹇录》第49页）而清廷，却抱着“以夷制夷”由列强出面调停的幻想不放，结果最终化为泡影，一直被日本牵着鼻子走，最后只好被动应战。 

　　陆奥宗光对清廷的失误看得很准，他说“日本政府最初虽居被动地位，但在万不得已时则有断然采取最后手段的决心；而中国徒知在形势上威吓日本及朝鲜，缺乏在中日两国纷争一旦不能和平解决时，最后诉诸武力的决心。”“他们的计划多陷于困境，以致在外交上和军事上均遭空前失败，无非是由于他们自始即未立定脚根、单恃外力援助、以图一时侥幸的缘故。”（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1、12、52页页） 

　　曾经目睹一个多月走马灯似的调停闹剧的英国总税务司赫德，曾经惋惜地评论说：“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人一起就占了便宜。”（《甲午悲歌——中日战争》第44页）　　　 

　　有人认为，在朝鲜内乱之初，清廷稳妥持重些，不贸然出兵朝鲜的话，中日甲午战争就不至暴发，也就没有战败后的割地赔款，顶多是失去朝鲜这个藩国。表面看来，这种观点好象有道理，但仔细分析一下，事情并非如此。日本人早已下定了与清廷一战的决心，没有朝鲜内乱这个借口，还可以找其他借口，再不行，还可以“制造”借口。战争是否发生，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清廷手里。依靠懦弱、退让，是没法换取和平的。40多年后的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对日本人让步够多了，连东三省都拱手相让了，日本人不是照样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制造七七事变，悍然入侵中国吗？ 

　　因此，如果说甲午战争清廷有责任的话，那就是备战不够迅速，抗战不够坚决！

作者：阿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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