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宣战 

    朝鲜发生农民起义，请求清廷发兵增援；日本驻朝鲜公使对驻朝鲜的商务大臣袁世凯说，清国如果出兵，日本政府绝无他意；清廷派叶志超率军赶往朝鲜牙山，然而日本也不请自来，以帮助平乱的名义出兵朝鲜进军汉城；朝鲜起义军与政府讲和，清廷约请日本一起退兵，日本却提出改革朝鲜内政 

    在我们的印象里，日本政治的一大特点是权力频繁更叠－－一个首相上台，名字我们还没记清哪，首相的交椅已经易人。从1890年11月日本帝国议会成立，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三五月的戏剧就开始出演了，到1894年6月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不到四年之间，日本召开六次议会，有三次被解散；日本内阁也经历了两次更迭。1893年11月，议会再向政府施加压力，提出了对伊藤内阁不信任案，权力场上新一轮斗争粉末登场。 

    如何化解政治危机，如何在权力斗争中再获胜利？1894年1月26日，福泽谕吉主编的《时事新报》警告明治政府说： “如果优柔不决，……必将出现不寻常之内变”，并劝告说： “大力进行东洋政略，使国内之人心转而向外”。当然，有这种想法的绝非福泽一人，3月27日，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在致驻英公使青木的信中也说： “非有惊人之举，则无以定此骚动之人心。”（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66页。）把自家的危机转嫁到邻居的头上，不惜以发动侵略战争来稳固自己的政权，在手握权柄者看来倒成了顺理成章的逻辑。 

    1894年的日本内阁，如同即将入室行劫的强盗，瞪大了眼睛寻找着抢劫对象的破绽，并将精心编制强词夺理的借口。 

机会和借口来了。 

    大清的属邦朝鲜，国门被列强的炮舰打开后，便和大清朝命运相似，日甚一日地经受着列强特别是日本的掠夺。面对列强束手无策的朝鲜统治者，在盘剥百姓上却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官员们比着赛地腐败贪婪。当然，所有的负担最终都将由百姓来承受，所有的苦难只能由百姓来吞咽。载舟履舟，当连生存也难求的时候，便会有人率领他们揭杆而起，向权势和富贵发起挑战。 

    烈火是在全罗道古阜郡点燃的。郡守赵秉甲横征暴敛的天赋极高，上任不久，就以“不孝之罪”等莫须有的罪名敲诈农民白银两万余两。1894年2月，当地百姓在东学党（朝鲜的秘密会社）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占领了郡衙，焚毁了地契和奴婢文籍；打开兵器库，夺取了武器；砸开牢门，释放了被捕的农民和教徒；打开粮库，把粮食分给农民。本来出过气的农民不久就散了，但新到任的郡守和朝廷专门派去料理善后的长兴府使刻薄狠毒更胜赵秉甲，到外抓人杀人，放出话来要彻底讨平暴徒，古阜及周围数郡群众深受其害。东学党登高一呼，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再次暴发。这支头扎白巾、以竹枪为武器的队伍，打得官兵落花流水，忠清道、庆尚道、江原道等农民也纷纷发动起义，每天都有成千成百的农民加入进来，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 

    朝鲜的农民起义立即引起了日本的注意。4月，日本军方开始采取行动，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一面派人赴朝鲜调查起义的情况，一面命寺内正毅大佐制订出兵计划。30日，参谋总长栖川宫炽仁亲王听取了有关朝鲜农民起义的情况后，断定朝鲜必将要求中国出兵镇压，提出“日本也有出兵的必要”。5月31日，正在国内休养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在给陆奥宗光的信中要求抽调一千精兵，随时准备出动，他颇有些激动地说东洋政界即将“开一新天地，演一有声有色大戏剧”。（《简明日本近代史》第121页） 

    清廷驻朝鲜通商事务大臣袁世凯对日本有意出兵朝鲜的企图丝毫没有察觉。他一直没把日本放在眼里，就是在李鸿章令他专门调查日本有无增兵朝鲜的动向时，他也胸有成竹地回信说日本“不至邃有兵端”。（《袁世凯评传》第17页）立功心切的他早就跃跃欲试，颇自负地说：“若使余划策，期以十日，必能不难讨灭之。”（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155页；杉村浚《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修记》第2页）。更让袁大人高兴的是他的“旧友”－－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派译员郑永邦来拜访他，说：你看土匪闹得这么厉害，商务大受影响，真是让人担心。朝鲜人自己肯定解决不了，时间拖得越长越难解决，贵政府为什么不快一点帮着朝鲜平定叛乱呢？而且郑重其事地告诉袁世凯：你们要出兵就出罢，“我政府必无他意”。袁世凯立即电告李鸿章，认为应该出兵朝鲜，至于日本，绝对不会出兵，顶多不过调兵百余名保护使馆和侨民罢了。 

    接到朝鲜政府将请中国派兵的紧急电报时，被议会不信任案弄得狼狈不堪的伊藤博文正在他的官邸召开内阁会议，仿佛心脏病患者注了一支强心剂，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制造惊人之举的时刻到来了。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将电报给每位阁员看过后提出意见：“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阁员们都赞成这个意见。内阁总理大臣伊藤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中将参加会议。二人赶到后，立即对派兵赴朝问题作出秘密决议。伊藤博文随即携带秘密决议和解散议会的内阁决议进宫，奏请天皇裁夺施行。外相陆奥宗光命令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鲜特命全权公使大鸟圭介立即作好返任的准备，“八重山号”军舰随时准备赴朝，该舰将附载若干海军陆战队，一律听从该公使指挥。同时，参谋本部密令第五师团长，抽调部队作好紧急出兵准备；又密令轮船公司征集船只和军需品。 

    其实，就朝鲜而言，是否向清廷借兵，也是件颇伤脑筋的事情。当时朝鲜宫廷是剿是抚意见并不统一，有的大臣认为起义者大部分是良民，被地方官逼迫无奈才造反，请外国军队前来镇压怕有失民心；更有大臣向国王进言：“中国军队如果进驻朝鲜，日本亦势必出兵，故请求中国援助，是非常危险的办法。”但是，起义军攻势凌厉，6月初攻下全罗道首府全州（全州是朝鲜国王李氏家族的祖籍，祖庙就在全州），进逼京都汉城，前去征讨的洪启薰也连吃败仗。形势紧迫，朝鲜政府只好正式向清廷请援，6月3日夜里，由兵曹判书闵泳骏将乞授书交予袁世凯，请求袁世凯“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 

    这天清晨，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浚拜访袁世凯，交谈达三小时之久。了解到朝鲜已经正式向清廷求援后，杉村再次“真诚”地告诉袁世凯，无论清廷是否出兵，日本都不会派兵入朝。袁世凯立即给李鸿章拍发电报说：“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2》第548页）本来李鸿章在是否派兵入朝问题上有所顾虑，怕日本节外生枝，接到袁世凯的电报后，便下决心派兵（当然，也不能仅仅怪袁世凯这一封电报，此前驻日公使汪凤藻也给李鸿章发去电报称日本议会正在争吵不休，绝无对外生事之余力。李鸿章在会晤日本驻天津领事时，这位领事也象杉村对付袁世凯一样，给李鸿章大人吃了一副宽心丸），6月4日命水师提督丁汝昌派军舰两艘，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抽选淮军一千五百名，向朝鲜进发。 

    6月7日，大清驻日公使汪风藻奉命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出兵朝鲜的照会。这份长达500字的照会，引述了天津条约关于中日出兵朝鲜的规定，转引了朝鲜国王请求出兵的国书，连出兵朝鲜具体将领及出兵地点都一概照会。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这份照会废话连篇，值得日本留意的只有“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语。日本的回复极为简短，只有两句话：“中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款照出兵朝鲜一事，帝国政府业已知悉。查来照中有‘保护属邦’一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 

    当天夜里，陆奥宗光电令驻北京临时代办小村寿太郎照会中国政府：“朝鲜现有重大变乱事件，帝国政府有必要向朝鲜派出若干军队。兹照天津条约之规定，特此行文知照。” 

    日本果断出兵，让李鸿章有些措手不及，不过李大人还希望能够通过据理力争，让日本理屈回兵。于是，接到日本出兵照会后，立即提出抗议： 

    查我国应朝鲜之求，派援兵勘定内乱，乃从来保护属邦之旧例，内乱平定之后，即行撤兵。目下仁川、釜山各港情形，虽属平静，然该两地为通商口岸，故暂留军舰，以资保护。若贵国派兵，系专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及商民，自无派多数军队之必要。贵国派兵，既非出于朝鲜之求，望勿进入朝鲜内地，以免惹起惊疑。又怕与我国兵士相遇，以言语不通之故，或竟发生事故，不无可虑。 

日本“理直气壮”的答复说： 

    中国出兵朝鲜，虽称系保护属邦，然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贵国属邦。此次我国出兵朝鲜，系根据济物浦条约之权利（该条约允许日本派兵卫护公使馆），关于出兵事件除已按天津条约行文知照外，至于军队之多少，及进退动止，我政府之行动，毫无受中国政府掣肘之理。又谓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国内彼此相遇，言语不通，军律互异，恐有意外之事一节，我国军队军律森严，决无随意发生冲突之虞，希望贵国政府训令军队勿生事端，予以注意(《对华回忆录》第197-198页)。 

日本不但堂而皇之地出兵，还把大清国训斥了一番。 

    出乎朝鲜政府的意料，国内农民起义在占领全州后并没有大的发展，而且开始与政府议和；本来请求清廷出兵就有不同意见，现在日本也进兵，朝鲜国王大为震惊，派人去见袁世凯，请求清军不要再增兵，到朝的清军也不要登岸。立功心切的袁世凯当然不会答应，对日本出兵的事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只是建议朝鲜劝阻日军入朝。朝鲜外务督办派人与驻朝代理公使杉村多次交涉，有时面谈，有时公文往来，但跃跃欲试准备开启战端的日本当然不会因为师出无名而停止进军，杉村对朝鲜的劝阻一概拒绝。 

    6月10日晚6点，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着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并携带野战炮四门进驻汉城。 

    日军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接下来的几天，日本驻朝公使馆几乎天天都收到军队出发赴朝的电报－－ 

    10日，东京电告：步兵一大队、工兵一小队，从宇品出发； 

    11日，东京电告：熊本丸、木津川丸、近江丸等舰载陆军若干人从宇品出发，大鸟旅团长也在其中； 

    12日东京又电告：山城丸、仙台丸载剩余的兵士若干从宇品出发…… 

    当日本大军陆续登陆朝鲜的时候，引发中日两国出兵的东学党起义军却与政府讲和了，朝鲜政府完全接受了起义军提出的12项要求，6月12日，起义军全部撤出了全州。“匪”乱已平，日本凭什么还向朝鲜派遣大批的军队？日本日本需要一个理由。 

    当然，对一个精明、狡诈而又善于强词夺理的国家来说，找个理由只是小菜一碟。 

    在6月15日的内阁会议上，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了朝鲜内政改革方案，准备向清廷协商：“朝鲜内乱，应由中日两国军队共同尽力迅速镇压；乱民平定后，为改革朝鲜内政起见，由中日两国向朝鲜派出若干名常设委员，调查该国财政概况，淘汰中央及地方官吏，设置必要的警备兵，以维护国内安宁；整顿该国财政，尽可能的募集公债，以便用于兴办公益事业。”这个方案得到了阁员们的一致同意。 

    当然，朝鲜一直是清廷的属国，这种两国共同干涉朝鲜内政的提案，清廷是不会同意的。日本的阁员们都再明白不过。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没有那份闲心也没有那份善心真诚地去帮助朝鲜改革内政谋求发展，但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却是冠冕堂皇的继续驻兵理由。会后，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彻夜深思，他估计到清政府十之八九不能同意这项提案，但他拿定主意：“我国政府决不能因中国政府不同意，就将此项方案投入废纸蒌中。”在次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又补充了两条：“不问与中国政府的商议能否成功，在获得结果以前，我国决不撤回目下在朝鲜的军队；若中国政府不赞同日本提案时，帝国政府当独立使朝鲜政府实现上述之改革。”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天皇的批准。 

    对政府的这一举动，陆奥宗光在他的《蹇蹇录》里不无得意地写道：“现在我国的外交显然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此时，他其实已经下定了中日一战的决心，“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我国提案，不问其理由如何，我政府皆不能漠视，并由此可断定中日两国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不得不实行最后之决心。这个决心，帝国政府在最初向朝鲜出兵时业已决定，事到如今就更无丝毫犹豫之理。”拿一个别人十之八九不会同意的方案去“征求”意见，不同意则又断然采取措施，那么，这个方案不是为战争寻找借口又是什么呢？ 

    正如日本所希望，大清总理衙门经过磋商，拒绝日本的建议。中国驻东京特命全权公使汪凤藻于6月21日以公文答复日本政府：第一，朝鲜内乱，现已平定，目前中国军队已毋须代朝鲜讨伐乱党，中日两国合力平乱一节，可作罢论；第二，日本政府对朝鲜谋善后之策，用意虽善，但朝鲜内政，只可由朝鲜自行改革，中国尚且不欲干预，日本既认为朝鲜为独立国，当更无权干预其内政；第三，变乱平定后应即撤兵一节，天津条约即有明文规定，今亦无再议必要。 

    次日，陆奥宗光照会汪凤藻： 

    对于朝鲜目下的情势，中日两国，所见各异，甚为遗憾。征诸已往事迹，朝鲜半岛之所以常为朋党争斗、内讧暴动之渊薮，而屡起事变，实在由于完全缺乏其为独立国责守之要素。鉴于我国与朝鲜疆土接近，仅隔一苇之水，在贸易方面固然具有重要关系，总的来说，日本帝国对于朝鲜的利害关系，极关重大。因此，如对该国此种惨状，袖手旁观不加援助，不仅有乖睦邻友谊，且与我国自卫之道而驰。日本政府为保障朝鲜之和平安宁，毫无疑问的必须实施各种计划。是以在获得足以保证该国之安宁及政治走上轨道办法以前，深信撤退驻在该国的帝国军队并非得策。此不但符合天津条约之精神，且为朝鲜的善后事宜，亦不得不然。本大臣如此披沥胸襟，开诚相告，纵令贵国政府仍不能府鉴此意，帝国政府亦断不能下令撤回现驻朝鲜之军队。 

    日本称这一照会为对中国政府第一次绝交书。 


作者：阿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