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初日本天皇就提出要“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先是吞并大清的属国琉球，改为冲绳县，又不断在大清的属国朝鲜寻衅，并派兵进攻台湾；清廷对日本的野心认识不足，满足于北洋舰队已经成军，陆军也已配备洋枪洋炮，把大量的财力用到修园摆阔上；日本天皇在1891年提出每年挤出内帑30万用于发展海军，而清廷却自北洋舰队成军后未添一舰，1891年后又停止购弹药两年 

　　对资本主义文明推崇倍至、处处以列强为师的明治政府，领会最深刻学习顶到位的，大概要算列强们靠侵略聚财凭扩张致富的手段了。毫不夸张的说，后起的明治政府在这方面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被称为明治维新先驱的吉田松阴，早在1855年就提出，要“蓄养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收琉球”，“取台湾”，把“失之于美俄者（指被迫与美俄签订条约），取偿于朝鲜和中国。”（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册第6页，转引自《简明日本近代史》第67页）深受吉田松阴思想影响的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就有意要把吉田松阴的理论付诸实践。 

　　雄心勃勃的明治政府，就象一个穷怕了的穷光蛋，偏偏伸手可及的邻居院子里有着颇为丰富的家底，偏偏邻居又忠厚软弱，哪有不动歪念头的道理？何况明治政府尊崇的西洋列强，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着伸手到别人的院子里强取豪夺的示范！ 

　　日本第一个目标是琉球国。琉球和朝鲜一样，都是大清的属邦、外藩，不仅要定期前往朝贡，自家的新君要登基，必须首先得到大清皇帝的册封，就是行文也要同时注明大清的年号。1872年10月，日本宣布琉球为日本的一个藩，夺取了琉球的外交权，由外务省负责管辖琉球的外交事务，其租税交纳给大藏省。 

　　接下来，日本打起了台湾的算盘。早在1871年12月18日，琉球船民因风飘至台湾，其中一部分（54名）遭台湾土著杀害，其余的人由清清政府护送至琉球馆带回本国。琉球当时并未提出异意，日本当时也不知道此事。1872年5月，因公到北京的日本外务权大丞（相当于今之“司长”）从清政府邸报中获知这一消息，报告了日本政府，在国内掀起了“征台”的浪潮，很快组成了“台湾生蕃探险队”（实际上是近代史上第一支侵华部队）登陆台湾，于1874年6月1日分三路从枫港、石门、竹社开始大举进攻。土著居民只有火枪、长枪、弓矢、刀矛等落后武器，他们的抵抗能力有限。清廷令沈葆桢钦差大臣去了台湾，但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全力抵抗侵略，首先要与日本人“理论”，促其“敛兵回国”，如果对方不顾，才可“声罪致讨”、“以示兵威”——天朝在日后与日本人的交往中，经常要这样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天真地希望日本人能被“理论”收敛。因此清军的一切都仅仅着眼于“防御”，当日军进攻时，也没有有力的支援居民的抵抗活动。倒是这片土地似乎有灵性，以它不可抗拒的方式对闯入的强盗给予了严厉惩罚。当时天气越来越炎热，日军先是闹肠炎，后来流行痢疾，到8月间，差不多全军都得了疾病，到军医院看病的人数每天超过六七百人，每天都有人员病亡，最多时一天死去14人（《从甲午战争到天皇访华》第25页）。日军此次侵台，共动用兵员3600多人，侵台期间病死者达到561人，士气日益低落，厌战情绪遍及全军。日本国内主张撤兵的呼声日高，陆军卿山县有朋连续上书反对增兵。国际方面，除了美国没有多少国家支持日本。 

　　大久保被任命为全权办理大臣于9月10日到达北京，目的是索取一定的赔偿，体面地撤出台湾。象精明的商人在交易中不轻易报出自己的底价一样，大久保强词夺理，否认中国对台湾东部的主权，死磨软缠，与清政府“理论”。鸦片战争以来已经习惯于花钱买平安的清政府，10月31日与大久保签订北京专条三款和凭单一件，承认日本此次出兵台湾，是为“保民”，而且向日本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十万两，为日本在台湾修道建房等件支付四十万两。《北京专条》既然承认日本以琉球国民被害为借口的侵台是“保民义举”，那么也就是意味着琉球即是日本的国土。当时任日本顾问的法国人巴桑纳后来说：“1874年日清两国缔造的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 

　　随后日本立即废止琉球定期向中国的朝贡；撤销在福建的琉球馆；废止琉球国王即位时接受中国册封；派兵进驻琉球。1879年4月，废除琉球国号，改为日本的冲绳县。虽然琉球国王派密使来华求援，清政府也多次向日本提出抗议，但仅动嘴巴的抗议对强盗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大清的属藩琉球国成为日本冲蝇县一事不了了之。 

　　更糟糕的是，日本此次冒险成功，实事上坚定了他们中国软弱可欺的认识，成为他以后敢于孤注一掷的典范。 

　　应该说，“蕞尔小国”的举动给大清朝带来的震憾也是相当大的。《北京专条》签订的第6天，恭亲王以总理衙门的名义上了一个折子，奏道：“窃查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屈，而苦于我之备虚”，因此只好哑巴吃黄连。由此及彼，恭亲王深感忧虑：“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那么，“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突然都对大清下手，那时我们该怎么办？恭亲王认为“海防亟宜切筹”，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要应办事宜，请交沿海各省督抚将军们讨论，并下令“亲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限一月内复奏。”很少在一线与列强交往、对世界大势了解甚少、恪守着祖宗之法的京官们，对海防之议提出的多是反对意见。通政使于凌辰认为海防没多大意义，“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大理寺卿王家壁则是大清官僚中那种盲目自大的代表，30多年来洋人依赖船坚炮利在中国沿海横冲直撞，让大清军队溃不成军，逼迫大清签订了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在他看来不过是洋人小小的“机巧”，竟然提议“但固我士卒之心，不必洋人机巧也”。至于在列强的落地开花炸弹、成排的快枪之下血肉横飞之时，应该如何“固我士卒之心”，王大人并没有什么好建议提供给大家。 

　　已经升任直隶总督并与列强有着广泛接触从而对世界大势有着更多了解的李鸿章表现出了难得的远见卓识。他主张必须大力加强海防，在组建铁甲舰队的同时，于重要口岸建设坚固的炮台，炮台大炮应能击穿铁甲舰。他还提出对军队体制进行变革，裁撤绿营，尽弃刀矛抬杆鸟枪落后武器，一律改换洋枪炮队，按西法练兵，组建新式海军。与之相配套，为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他建议改革科举制度，开设洋学局，积极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他还主张兴办铁路、航运、开矿、冶铁、办电报等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廷议”，总理衙门折衷各方面的意见，于1875年5月30日具折上奏，主张海防塞防并重。但因为财力紧张，势难大举，海防建设拟“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显然，海防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至于李鸿章提出的改革科举，举办洋学局，改革军事体制，载撤绿营兵，大力兴办铁路航运等建议，除了召至痛诋之外，没有多少收获。他在给知己丁日昌的信中慨叹：“近日被谤甚多，招忌最多，无如鄙人。”不过，走在中国近代化前沿的李鸿章，拥有一份难得的敢说也敢做的气派，他说：“鸿章勘破世情，誉我者不能假我以生，毁我者不能挤我以死。太阳当空，阴霾自息。”用我们都熟悉的西方名言说，这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的确，翻看李鸿章的奏稿、函件及近代原始史料，在推进中国近代化、在谋求富国强兵上，套用我们现在的格式化语言，可以对李鸿章作这样的描述：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敢闯敢干…… 

　　在大清国讨论海防的时候，日本人又驾驶着它的军舰驶向朝鲜。1875年5月间，日本军舰“云扬”号突然驶入朝鲜釜山附近海域，就象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样，对朝鲜西海岸进行测量。此时，距他们从台湾撤军还不到半年。9月20日，还是这艘“扬云”号，又到朝鲜西海岸进行测量，侵入江华湾，并派小艇溯江而上至永宗城。朝鲜炮台开炮阻击，“云扬”号派兵登陆，击毁炮台，纵火焚城，劫走大炮，杀死杀伤朝鲜军民三十余人。 

　　12月，日本任命陆军中将兼参议黑田晴隆为全权办理大臣，率舰船多艘，逼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条约的第一款堂皇地写道：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拥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当然，日本人明白的很，写在纸上的平等不过是给饿汉递上一张画饼，对朝鲜而言毫无意义可言。然而对日本却极有价值。这意味着朝鲜自己承认不是大清的属国，为日本此后避开大清收拾朝鲜埋下了祸根。 

　　日本为了控制朝鲜政局，着意培植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使馆的策划下，1884年12月4日开化党纵火起事，与日军—起占领王宫，劫持国王，逼令以铅笔写“召日本兵入官”，杀死六大臣。第二天，金玉均宣布建立开化党政府，发布各项改革方针，这就是“甲申政变”。 

　　事变发生时，总理驻朝清军营务处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袁世凯。不过，此时的袁世凯算得上是个出色的人才，敏捷，果断，治军也有一套，两年前随淮军将领吴长庆入朝时，他曾连斩七人，刹住了清军劫掠朝鲜百姓的恶劣行径，吴长庆赞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李鸿章极爱其才，称赞他“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甲申这样的重大变故，大清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按贯例是不会坐视的。“年未三十，名扬中外”的袁世凯，果断决定，联合朝鲜军队于事变第三日带兵攻进王宫，赶走了日军，恢复朝鲜原来的统治，开化党党首金玉均逃亡日本，日本驻朝使馆受到群众的袭击，其军人、侨民都有伤亡。 

　　日本不得不面对中日兵力尚有悬殊的现实，暂时缩回利爪，谋求表面的和平。1885年4月8日，中日签定《天津会议专条》，清廷没有割地赔款，但日本谋取到了在朝鲜的军事干涉权，因为第三款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当然，这点儿小小的收获是满足不了日本人的胃口的。1885年3月16日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一文，明确表示：“对待支那（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精明的、野心勃勃的日本正沿着他追求的目标一步步走近，我们似乎已经听到了战争的足音和彼岸的磨刀霍霍。 

　　日本人在朝鲜寻衅的时候，大清国的西南边疆也不宁静，法国先是侵略大清藩国安南（越南），后又进攻台湾，袭击福建水师，挑起了中法战争。冯子材率清军在谅山、镇南关大败法军，但福建水师却全军履没。福建海军的惨败深深地刺痛了大清朝，清廷又组织了一次海防大讨论，这一次大家在加强海防上意见基本统一。1885年10月13日清廷发布懿旨，派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10月25日，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正式成立。 

　　海军衙门设立后，清廷本着“先办北洋一支，著有成效，他省量度经费再行仿照举办”的方针，全力支持李鸿章筹建北洋舰队，加大了从国外购买先进舰艇的力度。1888年9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拥有镇远、定远铁甲舰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快船七艘，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炮艇六艘，鱼雷艇六艘，威远、康济、敏捷练船三艘，利运运船一艘，共计大小舰艇22艘，官兵4000人，总排水量4.12万吨。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堡式战舰，各配备305毫米巨炮4门，是亚洲巨无霸，整个北洋舰队实力当时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同时，旅顺军港已经完成炮台建设，正在建设船坞，到甲午战前，它将建成堪称远东第一流的海军基地，北洋舰队也将有了修治之所；威海宏大的海防工程已经全面展开，它被时人称为名副其实的“东海屏藩”，将成为北洋舰队的驻泊之所；再加上正在完善的大沽口，它将成为北洋舰队军火供应基地，北洋海军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不过，在这支海军的使用上，却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早在1872年，李鸿章就说过“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过了十几年后，他的海防观念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对手中这支颇具实力的舰队，他依然主张“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7、48页）无事时扬威海上，是可以吓一吓胆小者，可是对野心勃勃的强盗，除了引起它的倍加警惕把刀磨得更锋利外还能起到别的作用吗？有警时收进海口，不去着力争夺制海权的海军它的作用岂不大打折扣？就象一只拙劣的看见狗，闲来无事当街狂吠，而强盗要破门而入的时候，它只有夹起尾巴向家里逃的本事。 

　　正是基于这样的意图，李鸿章在1891年令北洋舰队到日本进行了一次访问（扬威）。 

　　这年6月26日，在提督丁汝昌率领下，北洋海军编队访日正式启程，当月28日到达日本马关（下关）。7月1日到达神户，在此加煤后按预定计划直驶横滨。在横滨港口北洋旗舰“定远”号鸣21响礼炮向日本海军致礼，日本海军负责接待的“高千穗”舰鸣21响礼炮作答。当时停泊于港内的英美等国军舰皆鸣13响礼炮向北洋舰队问候。 

　　北洋舰队在横滨停留约两个星期，在此受到了隆重的礼遇，仿佛真的是亲如兄弟的舰队，而不是彼此都在防备的对手。日本天皇接见了丁汝昌及来访各舰管带。日本外相在东京小石川的后乐园举办游园会，招待北洋舰队将领。7月16日，丁汝昌在“定远”舰上举行招待会，邀请了包括国会评论员和记者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出席，礼貌地答谢了日方热情接待的同时，再次向日本人“炫耀了它的威容”。之后舰队又访问了长崎，于8月4日启程11日返抵威海，访问计划全部完成。 

　　北洋舰队的访问在日本朝野特别是军界引起了巨大震动，日本海军开始加速发展。曾登上“定远”舰参观的日本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记述到：“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巡洋舰，无法与之相比。皆卷舌不安。”（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58页）在日本天皇接见北洋舰队前一天，海相桦山资纪就向内阁会议提交了在9年内建造1万吨级铁甲舰4艘、巡洋舰6艘，总耗资5860万日元的议案，而且很快获得通过。1892年，日本从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吉野巡洋舰（这艘战舰英国有意卖给清廷，但因为清廷已经停止购舰而卖给日本）。1893年2月，天皇再下敕谕，决定在6年内每年从内帑中拨发30万元，从文武官员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舰费用。围绕对付清朝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巨舰，专门制造了三景观主力舰——以日本三个著名风景区命名的严岛、松岛、桥立三舰。哦，对了，就连小孩子也常常做捕捉定远、镇远的游戏，“一定要打胜定远”则是军人的流行语。1893年5月，日本设立海军军令部，与参谋本部并列。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日本建成了拥有大小军舰三十一艘（北洋舰队为二十二艘）、鱼雷艇三十七艘（北洋舰队鱼雷艇十二艘），排水量达五万九千八百九十八吨（北洋舰队为四万一千二百余吨）的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海军（《甲午中日海战史》第46页），实力超过北洋舰队。 

　　此次访问对北洋舰队的震动也不小。虽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是海军门外汉，但管带刘步蟾等人却是出过洋留过学的海军行家，他们已经看出了处于颠峰的北洋舰队潜伏的危机。根据刘步蟾等人的建议，丁汝昌给李鸿章上了一份条陈：中国海军规模粗具，亟宜逐渐扩充。从前所购舰船经历多年，已成旧式，机器渐滞，运用不灵，比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悬殊；且快炮未备，难资战守，一旦有事恐难支柱。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 

　　添船购炮乃当务之急，然而，钱从哪里来呢？ 

　　穷途末路的清王朝天灾人祸不断，财政捉襟见肘，据不完全的奏报统计，甲午战前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捻军及各族人民起义军费共达四亿三千万两，对外战争的军费更为可观，如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仅三次举借外债即达一千三百万两（引自《甲午战争失败与清朝财政》，见《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第275页）。如此大的战争开支，不能不影响海军的筹建。筹办海军以来，因为费用开支巨大，已经多次引起争论，李鸿章因为力主购买铁甲舰而倍受批评。就在这次访日前，清廷已经下旨，暂停北洋购买枪炮两年。 

　　当然，如果把海军建设滞后完全归咎于清廷财政紧张也不客观。如果说没钱，可是清廷在讲排场摆阔气上大手花钱又是那样的让人心惊。比如，光绪皇帝大婚仅宫中铺地的毡片费用一项，就用银12494两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光绪大婚共用黄金412.69万两，白银482.42万两，制钱2758串（《中国皇帝大传》下卷第2403页；《光绪皇帝》第50页）。慈禧太后从1885开始修建颐和园，后来又上三海工程，花去了多少钱更是难以确记。据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前，颐和园工程挪用海军军费不下两千万两。（引自《甲午战争失败与清朝财政》，见《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第276页）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大学历史教授刘广京、赖斯大学历史副教授理查德。史密斯甚至认为，“海军衙门应该主要看做是慈禧太后及其宠幸们所搞的鬼把戏，意在与李鸿章分享从各省提取的经费，虽然它表面上的动机是无可指摘的。”（《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第297页）建海军没钱，怎么建颐和园、三海工程有钱？说到底，是清廷缺乏振作国威、奋发进取的雄心。表现在国防上，那就立足一个“守”字，海军无意驰骋海上，只是“保和局而已”，陆军又何偿不是呢？既然是立足一个“守”字，也就懒得去研究他国，日本怎样的磨刀霍霍，也就充耳不闻，北洋海军有舰船数十艘，拥有世界一流的铁甲巨舰，也就心满意足了。 

　　一个刻意进攻，志在必胜；一个盲目满足，退守苟安。如果说甲午战前中日两国有什么不同的化，这应该算是最大的不同。战争的结果主要不是国力的差距（大清朝无论后备兵源还是战争资源都远远胜于日本），最重要的是心态、士气上的差距。后起的日本，赢，主要赢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虎气上，大清国输，主要是输在犹豫、懦弱的暮气上。 

　　当然，日本的备战不仅仅是在武装力量上，在谍报工作上更是不遗余力。为了战胜大清国，日本早在1886年就派间谍头目荒川尾精到中国，在上海建立了谍报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名义上是培养商业人才，发展中日贸易，其实主要目的就是培养训练间谍人员。入学者除演习汉语、化装术外，还要接受从事情报工作的严格训练。十几年间，它培养出了如向野坚一、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等著名间谍，建成了以北京为中心，北到蒙古、新疆、东北、陕甘，西南从两广至云贵、四川的间谍网。间谍们扮作商人、僧人、学生、渔民、船夫、洋行职员等等，因为外表极象中国人，乔装后很难辨认，有的间谍甚至娶了中国妻子。他们不仅大量搜集军事、经济情报，甚至对气候、风俗、人情等，也进行精心调查。1893年，负责日本谍报工作的川上操六，亲自出马，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考察了朝鲜和大清国的军事设施和海防要地。这是他的行程：1893年4月9日从东京出发，先到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达一月之久。5月11日，到达山东半岛的烟台，12日转赴天津。李鸿章把这个特务头子视为上宾，予以“殷勤接待”，并且请川上操六参观天津机器局的步枪、炮弹、火药制造，访问天津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及步兵操练步伐。又到北塘炮台参观山炮训练。5月14日，川上操六由参谋本部派遣到中国的间谍、驻华使馆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陪同，偷偷地察看了天津周围的地理环境和地形。6月中旬，他又到上海、南京等地，先后观看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军火工厂和吴淞炮台等军事设施，并且视察了荒尾精主持的特务机关——日清贸易研究所，直到7月初才返归日本。经过三个月的考察，他不仅了解到中国的军火生产、军事装备、军事设施以及部队训练等情况，也熟习了地形、风俗人情等等。经过这次考察，川上操六“确信中国不足畏惧，增强了必胜信心”（参见《中日甲午陆战史》第69、70页）。经过日本谍报人员的多方活动，精心准备，日本政府对大清国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比如，清军曾经缴获了日军的一份资料，其中对大清“驻兵多、寡、有、无、处所，分列甚详”；日本人进攻山东时所携带的一张地图，“疃（村）、路、炮台、营房、山、河、沟、井、树，样样都有，画得清清楚楚。”（参见《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第268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甲午战争暴发前两个多月，李鸿章等对北洋舰队及海军基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校阅，结果显示北洋舰队几乎是完美无瑕。这次样阅从5月7日开始至25日结束，历时近20天，历经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胶州、烟台等地校阅视察，各舰、炮台打靶“灵准异常”，夜间合操各舰万炮齐发，“起止如一”，鱼雷艇施放鱼雷也是“均能命中”，视察鱼雷、驾驶学堂、管轮学堂、枪炮学堂，“发策考问，条对详明，面试技艺，并臻精密”（参见《甲午中日海战史》第35－37页）。可是，水平如此高超的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却全军履没！怎么回事？因为校阅中许多是摆的花架子。平时操练炮靶、雷靶，采取船动而靶不动，在射击打靶时，预先测量距离，设置浮标。这种训练对实战其实没有多大益处。因此，我们在此后的海战中就会看到历时5小时的黄海大战中北洋舰队竟然没有击沉一艘日舰，多艘鱼雷艇参战竟然没有一颗鱼雷中敌。 

　　清军还存在着一些难以治瘉的顽症。 

　　比如海军军火供应环节的严重腐败问题。任人唯亲是封建官僚制度的主产品。李鸿章不能免俗，也没有例外，整个北洋海军从指挥到训练到后勤供应，基本是通过裙带关系牢牢控制在李大人手中。至于后勤供应这个油水丰厚的行当，不知多少双贪婪的眼睛盯着。海军衙门、直隶总督府还有枪炮局就象热热闹闹的拍卖场，“常年有许多买卖的代理人，川流不息地从各地区和海洋上的各岛屿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其中有出卖枪炮的人，有出卖水雷的人；有出卖船只的人；有出卖来复枪的人；有出卖手枪、军需品、剑、马兵装备、步兵装备、炮兵装备、药品、外科器具、膏药、裹伤纱布、绷带、病院设备、帐幕、旗子、火药与炸药的人……”（见张雁深译《中国的海陆军》，转引自《洋务运动》丛刊第8册第468－469页）形形色色的军火商代理人，为了达到推销军火的目的，不挥手段地“和他（李鸿章——引者）的部属及翻译结交朋友。他们贿赂李的慕客与门房。他们拜会李的厨师，奉承他的理发匠”，有时还“寻求领事甚或外交官们的援助。他们花了钱，有时是斯文地送些贵重的礼品，有时是更直接更粗鲁地进行贿赂。”（《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第469页）负责整个北洋舰队军火供应的天津军械局会办是李鸿章的外甥，下面的人都是他一手安插，战争与他们的生命远着呢，他们完全把军火供应当作了唐僧肉，大胆放心地狼吞虎咽。因此，在甲午战争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炮弹击穿了敌人的舰船却只是让敌军虚惊一场，根本不能爆炸。因为大量的炮弹“药线铁管，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第173页）。 

　　比如陆军的体制问题。陆军大多配备了西式枪炮，但军事体制并没有变革。陆军的固定编制，以营为最高，计五百人；营下有哨，哨下有棚。在作战时，营和哨是基本的战斗单位。另设统领来管辖各营，而统领所辖又无定数，所以不能形成固定编制。特别是各统领地位平等，都直属于大帅。在大部队作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同一个战场上有地位平等的统领若干人，因为地位平等，便很难真正形成一个团体，唯一能调动支配统领的大帅并不亲临前线，也就失去了及时机动指挥的能力，因此，即使总人数多于敌手，也常常因为各统领实际是独立作战而被一一击破。甲午战争中，平壤之战，清军有五统领，日军进攻辽东半岛时，清军有七统领，日军水陆夹攻威海时清军有三统领，于是，我们就会在这场战争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总力量并不逊色的清军不该败而败。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领的素质对战争的胜负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清军与日军的差距更大。我们作个比较。战争暴发后，任大本营陆军首席参谋官、日本侵华、侵朝战争的重要决策者川上操六，1884年曾赴欧美各国考察军制。1886年又赴德留学2年。日军第一军司令官的山县有朋，早年参加过奇兵队，明治维新后被派往欧洲考察西方军事制度，特别着意学习法国陆军。回国后主持了日本陆军的改革，被称为陆军之父，极力主张对外扩张。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1870年赴法国留学4年，归国后晋陆军少将兼陆军少辅，参与了整个甲午战争“作战大方针”的制定。战争中接任山县有朋任第一军司令官的野津道贯，曾经随大山岩赴欧洲考察军事。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曾赴欧洲留学3年。第一军第三师团长桂太郎，曾赴德学习军事；第二军第一师团参谋长大寺安纯，曾赴欧洲巡游，考察军事；近卫师团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赴德国学习军事两年。而清军，除了北洋舰队的管事们大部分留学学习过近代军事外，陆军没有一个出国考察、留学。 

　　特别是李淮章当年率领淮军往来奔袭，追踪剿杀，艰苦异常，他终身对旧部感念不忘，以至任人唯亲，他治下的军政要职大部分是老乡故旧，庸劣贪鄙者众，在甲午战争中几乎没场战役都有将领贪生逃跑。平壤清军总统叶志超，未败而逃，弃险不守，狂奔500余里；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黄海大战中临阵逃跑，牵乱舰阵，广甲随之而逃，极大的影响了北洋士气和战力；大连湾炮台备有可旋转360度的先进火炮，守将赵怀业在日军进攻前弃军而逃，结果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大连；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总办龚照玙，在日军进攻旅顺前逃跑一次，被李鸿章带回，战斗正紧时又便服乘小舟逃跑，其部下无人约束，肆行抢劫，人心溃散；防守黄金山炮台的黄仕林，日军进攻旅顺后弃台易服逃走，至使炮台抢劫统一指挥；主持威海南帮炮台防务的刘超佩在日军进攻前乘小艇弃台逃往刘公岛，匿居同乡家里；左一雷艇管带王平，在威海战役最困难也最的时候，受命率13艘鱼雷艇击敌，未放一颗鱼雷仓皇逃跑。如此贪生卑鄙之徒位居将官之职，又怎能带出勇往直前的士兵？ 

　　哦，笔者还是少发表自已的成见罢。见仁见智，历史事件和人物向来是众说纷芸。笔者其实也没有资格对他们评头论足。不过，笔者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明治政府是个崭新的、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政府，这个时期的政权往往是极有生命力的。而大清国正相反。与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一样，它逃脱不了定鼎天下－休养生息－走向强盛－步入腐朽的历史轨迹，它已经走到积重难返的没落期，何况，它将面对的是另一种文明。甲午战争已经走近了，它会去验证洋务运动，去验证大清自己看来已经足够强大了的海陆军，当然，它也将再一次证明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封建文明已经是昨日黄花，面对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不用说还手之力，它其实也招架之功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