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60年代起，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地方官员主持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开矿、铁路、轮船制造等民用工业，掀起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至力于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政治，“明治维新”虽然比“洋务运动”晚了8年，但效果却要好得多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炮声并没有唤醒封闭保守而盲目自大的国人，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向西洋列强学习，但却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共鸣。又过了20年，1860年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率兵船数十艘突入渤海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北塘沦落，大沽失陷，天津失守，京师震动。8月8日咸丰帝逃出北京避走热河（直到1861年病死，再没回京）。“天朝”在又一次尝过了“夷人”的苦头，见识了洋人落地开花炸弹的威力后，不得不考虑“师夷长技”了。而且此时内忧未靖，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在洋人杀进北京的时候，再一次摧毁清廷寄以厚望的江南大营，并连取苏州、常州。心惊胆颤的清廷急需威力极大的来复枪、落地开花炸弹来壮壮胆气，以对付太平军和捻军。从60年代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师夷长技”真正付诸实践。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任命奕忻和大学士挂良、户部左侍郎文样等管理该衙门，奕忻为首席总理大臣。 　　通常，大家认为这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

　　此时，距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思想已经过了整整18年，距第一次鸦片战争暴发则已经过了20多年。

　　洋务运动终于艰难起步。

　　1861年秋冬间，湘军首领曾国藩从太平军手里夺取安庆后，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

　　1865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主持创办以造军械为主兼造民用品的江南制造总局。

　　1865年夏，李鸿章创办金陵机器局。

　　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创办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福州船政局。

　　1867年清室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办天津机器制造局。　　…… 　　我们注意到，洋务运动创办的大多是军事实业。洋务运动从练兵、枪炮入手，其实理由再简单不过。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前线将士吃尽了洋鬼子来复枪和落地开花炸弹的苦头。处于沿海战争前线的地方大员和将领们，对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心情之迫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谈到洋枪洋炮的威力时敬羡万分地写道：“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李文忠公全集》卷3第16页。）在总理衙门成立几天后，奕忻在《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里说：“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这段话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初衷与目标的代表性概括。

　　以洋法操练军队，以洋枪洋炮武装部队，最先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中见到了效果。在对捻军作战中，“这些弹药、武器（江南制造局生产）立刻证明是有效的。”（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二章。转引自《剑桥晚清中国史》上第575页。）后来李鸿章把江南制造局看作他打败捻军的原因之一。

　　在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必然又需要煤炭、矿山、铁路等民用工商业来配套服务，因此洋务运动在民用领域也不断开展起来。

　　李鸿章在一分奏章中曾经激愤而又无奈的批评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见《剑桥晚清中国史》第551页）李鸿章的批评一点也不假。封闭与无知是双胞胎，无知与傲慢又是亲兄弟。当时身居京城的皇亲国戚与官员士子们，大部分依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肯相信世界已经大变，就连大学士徐桐还对人说，所谓西洋各国，除意大利真有其国外，其余都是汉奸捏造出来吓唬人的。洋务派认为必须向敌人学习，“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反对派说这是“以夷变夏”，“学习敌人以为胜敌之策，从古未闻”。洋务派认为，洋人船坚炮利，必须借资抵制。反对派说“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洋务派称赞机器“巧夺天工”，“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反对派则认为机器“明以一器代百人之工，暗以一器夺数百人之业”，不利于社会就业；而且“外洋民数少，故用机器”，中国人多，当然不用机器帮忙。机器不仅不适用于中国，而且有百害而无一利……

　　当我们翻看那些原始的资料，仔细去品味那些善意或恶意的劝阻理由，我们甚至怀疑时人——而且是朝廷大员——的智力不及三岁小儿。我们且举关于同文馆的争论一例去体验一下洋务运动的艰难步履。

　　与洋人打交道，当然需要通晓外语的人才；购买、制造枪炮当然需要数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专门人员。因此，1862年总理衙门就主办了一所新的官办学校：京师同文馆。为了让西学的合法性得到清帝以及像翰林院那样的正统部门的承认，洋务运动在京的最大支持者恭亲王奕忻和文祥决定在同文馆设“天文算学”科（其实把化学、机械学之类西方科学也包括了进去），并于1866年12月，上了一份奏折，建议除了招收新生外，应该鼓励那些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特别是翰林院成员——包括有声望的编修们报名到同文馆学习新科目。

　　这份奏折得到了同治帝的批准（其实是慈禧的批准，此时同治帝未亲政），但受到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意思用现代的话表述就是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能战胜一切）。”他最反对的是堂堂天朝竟然要向“夷人”学习，他认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夷师？”他请求朝廷“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弥隐患。”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甚至上折说，当时北京久旱不雨，疫疠流行，这是天象示警，是设立同文馆招至了上天的不满，认为同文馆之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为了防止天灾人祸，同文馆必须裁撤。而且他似乎特别健忘，英法联军火烧园明圆才过了六年，他竟然认为只需“纲纪立，号令行”，则洋人虽众，枪炮虽利，轮船虽多，亦断不敢肆虐于中国。

　　清廷看到洋务派和反对派愈争愈烈，如此下去，可能会使朝政陷于瘫痪，于是6月30日发布上谕，严厉批评了杨廷熙等人，但倭仁等人的影响却是无法消除了。倭仁是当时著名的三大程朱理学大师之一，曾经连任都察院都御使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在辩论的时候他除大学士的头衔外，还是年轻皇帝的授读之一。他的奏折对北京士大夫煸动影响极大，那些报考同文馆新科目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嘲讽。最后，包括满汉两族只有72人报考，录取30名，中间不断流失学员，最后毕业的只有5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587页）。

　　其实，变改创新必然有阻力，这并不为怪，关键是朝廷的关键人物能够一力坚持，那么阻力也会逐渐减弱。但因为当时主持洋务的大都是地方封疆大吏，清廷担心尾大不掉，也有意借顽固派的势力牵制一下。因此，洋务运动推行得非常艰难，几乎每一项事业都招至非议，每一项举措都被有关方面掣肘。

　　洋务运动的阻力不仅仅来自顽固派，就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自身也有一些难以突破的局限。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李鸿章与日本驻北京大使森有礼的一次对话中体味出来。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要就朝鲜局势问题进行会谈。席间谈起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让森有礼谈谈对中西文化的看法。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永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说：“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稗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象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入关前）也没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是用欧俗。”（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1939年版，63－64页，转引自《近代中日启示录》第73－75页）

　　透过两人关于服饰问题的对话，我们可以明白的体味到洋务运动自身的一大局限。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为体；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这个“体”，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因此当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洋务运动本身冲击到封建统治体系（这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的时候，就是洋务运动倡导者也会本能地维护封建统治。

　　在大清朝坎坎坷坷推行洋务运动的时候，彼岸的日本则在雷厉风行地进行着明治维新。

　　日本的明治维新比大清的洋务运动整整晚了8个年头。

　　在这年的1月3日，长州、萨摩两藩根据天皇下达的讨幕“密敕”会兵于京都，有了依靠的天皇终于有望结束皇室“喜乐忧戚皆仰幕府之鼻息”的日月，向操持日本实权已达700多年的幕府发起挑战。

　　自十二世纪以来，日本封建实权掌握在“幕府”手中，天皇在名义上存在，而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是“幕府”将军，地方政权则由将军分封的诸候（藩主）把持。那时，日本的封闭保守比之大清有过之而无不及。1853年美国叩关以后，日本才与外界接触多起来，一批有识之士被列强的科技发展与强大震惊，他们主张结束诸候割剧的局面，推翻幕府，统一政令，富国强兵。这批人被称为倒幕派。恢复天皇的权威是现成的借口和号召；而天皇，坐了700多年的冷宫，走上前台当然是日思夜想的天梦。倒幕派与天皇一拍即和，会兵讨幕。倒幕派多是开明人士，军队按西方军制操练，配备了洋枪洋炮，结果5000名天皇兵打败了15000人的幕府军。4月6日江户“无血开城”（和平解放），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出奔退隐。这一天，天皇率公卿诸侯祭祀天地神祗，下达诏书，向国民表示政府要“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确定年号为明治。11月26日，明治天皇驾临江户，改江户为“东京”。

　　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明治政府一没有军队，二没有多少国土可供统治。他先是收回了各藩的土地人口，1871年8月29日，天皇又召集在京的五十六名藩知事，宣布“废藩置县”，旧藩主一律解职，留住东京，坐食俸禄，被明治政府闲养了起来。全国262个藩被改为261个县（《简明日本近代史》第45页）。

　　完成了军政大权统一的明治政府，立即着手播种他所极力崇尚的资本主义文明。1871年11月——“废藩置县”完成仅两个月，明治政府由岩仓具视为团长率庞大的使团出使欧美十二国，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一年零十个月！这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重点是调查和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政经文教制度。使节团到达美国后，由伊藤博文起草并由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共同研究确定的工作要点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为了迎合西方文明，显示日本的开化，明治政府耗资18万日元，费时3年，在东京修起第一座洋楼——“鹿鸣馆”，作为接待外国客人的迎宾馆。日本政府的达官贵人和外国官员在这里大摆酒晏，举办晚会、舞会。曾经两次担任明治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更是身体力行，全力推进“洋化”。1887年他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曾经在官邸举办400余人参加的大型化妆舞会，朝野的显贵绅士及其夫人、子女，聚集一堂，寻欢作乐，闹得满城风雨。并不信基督教的伊藤博文还常常往教堂里跑，以示“开化”。由此，在日本近代史上开创了一个提倡衣食住行、语言文化甚至极端到日本人种也要“欧化”的“鹿鸣馆时代”。（参见《世界历史增刊——明治维新的再探索》第133页）

　　日本社会特别是权力高层对西方科学技术近于贪婪的重视，更是大清国望尘莫及。当大清的封建士大夫们在慨慷陈词修铁路会损伤地脉、买机器会夺民生业的时候，日本明治政府正在大量引进外国专家、技术和设备。具体负责殖产兴业的工部省，外聘专家最多，仅1868－1875年间外聘达到2497人次。明治政府给予外籍专家的待遇很高，其薪俸一般均超过本国的高级官员。当时日本一个部长的月薪是500日元，而外籍专家则多在800日元之上，个别专家的月薪高达2000日元。极善于向外国专家们学习的日本人，这钱没有白花。以修筑铁路为例，日本在1870年开始修筑第一条铁路的时候，“自测量、计图、督工之技师，以至火车司机，皆用外国人”，而8年后开始修筑京都至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经参与设计邃道、铁桥等，再过了几年后，日本人修铁路“仅留二三顾问技师而已”（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第422－423页）。也就是说，日本的技师和工人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便基本掌握了铁路设计和施工技术，其刻苦和钻研哪怕就是它的仇敌也不能不由衷地佩服。

　　更幸运的是，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除了它自己总是在打着侵略邻居的鬼主意外，却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对它进行事实上的侵犯，因此得以从容发展近代工商业，从容地提高自己。1884－1894十年间，日本铁路增长了六倍多，船舶（500吨以上者）和煤增长近三倍，生丝和铁的生产指数增长一至二倍，棉纱、棉织、丝织等在70年中期以来显著增长的基础上，又持续增长一至二倍。自1888至1894年，日本工厂数由l694个增至5985个，职工数由十二万三千人增至四十万人。蒸汽机由409台猛增至1808台。七年之间，工厂数及职工数增加了两倍多，蒸汽机增加了三倍半（《简明日本近代史》第84－84页）。

　　到甲午战前，日本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令世界刮目的新兴帝国。

　　在这一章里，我们似乎过多的羡慕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而述说了洋务运动自身太多的问题。不过，笔者并没有否定洋务运动的意思，相反，对这场运动以及那些在内外阻力重重的条件下全力推动的人其实是非常钦佩的。因为尽管洋务运动前进的脚步是那样的沉重，但它毕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它培育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推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提高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甲午战争中虽然北洋海军全军履没，战争结果仍然是令大清大伤元气、割地赔款，但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着力推进的近代化海军，如果还是原来的旧艇水师，清军不是连海战的资格也没有吗？至于正史中大多数人认为的洋务运动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外国的依赖性，加快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我认为更没有多少道理，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继续封闭自足下去，我们连半殖民地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是彻头彻尾的殖民地！(阿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