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10年前——1894年，中日两国进行了一场为期8个多月的战争。那一年是旧历的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
那是一场结局出乎世人意料的战争。无论从版图、人口、兵员，还是从近代化的海军上看，大清国绝不逊于日本。大清国的大多数臣民们都这样认为，他们相当一部分人觉得教训“蕞尔小国”日本，那该是小菜一碟；相当一部分外国人也这样认为，他们乐观的预测，战争的前三个月日本可能锋芒锐利，但时间稍长，胜利必定属于大清国；当时的不少日本人也这样认为，害怕与大清国作战是一场冒险，天皇对开战没有信心，他曾经不满的表示过：“这次战争是大臣的战争而不是我的战争”（深谷博治：《近代日本天皇制的特征》）。
然而，战争开始后日军势如破竹，而清军却一败再败。先是在朝鲜丰岛海面，北洋护航舰队势单力薄，护航舰济远败走，运兵船被击沉，800多名士兵殉身大海，运饷船被追得无处可逃，20余万两军饷被迫投进大海；接着在朝鲜牙山的清军受到攻击，被迫放弃牙山，沿朝鲜东海岸逃向平壤；而数万大军云集、城高墙厚的平壤城，连一天也没坚持上，在日军即将断粮陷于绝地的情况下，守城清军却在总统（当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家总统，是战场上的总指挥）叶志超的率领下弃城逃跑，中了日军埋伏，2000余人被枪击炮轰而殉身；而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清军经营半个多月的防线不到两天全部崩溃，另一路由海上登陆辽东半岛，金州、大连相继陷落，号称东方“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的军港旅顺，竟然一天也没有坚持下来；入冬后日军组成山东作战军，海上运兵登陆胶东半岛，北洋舰队被堵在威海港内，结果全军覆没；而在奉天省的日军又连克营口、鞍山、田庄台，直逼山海关；大清国东南海疆，澎湖列岛又被日军攻占。历时8个多月的战争，日军以损失2000余人的代价，占领了大清大片领土，1895年4月17日，清廷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辽东（后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清廷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以及开放7个通商口岸。
大清的国防力量仿佛是为了有意向世人展示他的不堪一击，让所有的借口都站不住脚。如果说在一些具体战斗中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清军寡不敌众，可是宋庆率7000人反攻1000日军防守的金州，竟然以失败告终；如果说大清军队弹药不足、武器不如人，可是大连湾配备可旋转360度的先进火炮，弹药堆积如山，有些大炮还没有启封，日本人认为有一个连的士兵足可以抵挡一个师团，可是清军只是象征性的放了两炮后，大连湾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易落敌手；如果说后勤保障跟不上，那么日军异国作战，后勤供应难倒会比熟门熟路、门口拒敌的大清国军队更容易？许多时候，日军是在即将断粮的情况下取得不可思议的胜利！
大清朝败给了“蕞尔小国”日本，在中国及世界上引起了巨大震动。日本一跃成为与英美并肩的强国，从此走上了不断扩张的路子；而大清国却陷入了世纪末的恐慌，而且背上了2亿两白银的沉重包袱；列强则更看到了中国的软弱可欺，趁火打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那场战争是否可以避免？那场战争大清为什么会失败？大清朝的重臣李鸿章、清廷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是“死心踏地”的卖国？光绪及主战派们应该受到不容置疑的赞扬？帝党们主战全是爱国情操使然还是有着政治集团及个人的恩怨夹杂其间？他们该负怎样的责任？在那场战争中，人民表现出了奋起反抗的不屈，还是更多的表现出了懦弱、麻木与无奈？日本以弹丸之地进攻宠然大国，而攻无不可，战无不胜，难倒仅仅是武器比我们先进？在战场上他们蹈尸猛进的勇气、举国一致投入战争的决心及从军官到士兵宁剖腹不为俘的行为难倒不值得我们惊叹？
关于那次历时8个多月的甲午战争，我们的知识，大约仅仅限于中学时代教科书上简略介绍的几位慷慨捐躯的英烈而矣。至于稍稍深远的考察与思索，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似乎都是不可能，也是多余的。其实，我们很有必要去温故一下，客观地冷静地不偏坦任何一方，不偏见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大清的还是日本的，无论是至高无上的君王还是唯唯喏喏的朝臣，或者是普通士卒百姓——去分析一下双方战争之中与战争之外的一举一动，揣摩一下战争如何发展成那样的结局。
特别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那场战争中，日军在旅顺进行过一次长达数天的屠城，2万多人遭到日军枪击、肢解、剖腹、断头，盍城只留活口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裹头白巾上书写“勿杀此人”，日本人留下他们是为了帮助焚尸灭迹，才侥幸得脱。血流满城，伏尸塞道，那次大屠杀曾经令世界震惊。如今，除了旅顺这受难之地，除了有亲人曾被杀害，除了史学家们，我们又有多少人知道旅顺屠城？特别是作为祖国未来的青少年，在他们的印象里，关于日本，大多是摆在商店里的名牌电器，还有眼睛画得极大的漫画书。于甲午战争，那是一个多么陌生和奇怪的称谓啊。至于旅顺屠城，他们恐怕连听也没听说过。
一味的牢记仇恨是狭隘的。但健忘了苦难和教训却是最令外人瞧不起的。俗话说“不长记性的狗挨打多。”话虽不雅，却是实情；词虽浅显，但理却深刻。
关于那场战争，除了邓世昌、丁汝昌几个人物和致远、镇远、经远几艘战舰外，我们还应该知道的更多一些，思考还应该更深邃一些。这正是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但，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能否令读者顺手翻翻这本书，作者实在没有把握。
序编：一个比较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作者希望能像那些引人入胜的小说一样，在开卷之初就抓住读者，引导读者进入弥漫的硝烟之中。但我发觉根本做不到。
一场战争可能是在某个早晨暴发的，但却绝对不是从这个早晨开始的。要把这场历时8个多月的战争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不是用“倒斜”之类的手法能完成的。因此作者单列一个序编。在序编里要和读者一起了解一下当时大清朝廷的所谓帝党与后党，因为在两党的掣肘深刻地影响着战争的走向；要向读者介绍大清朝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的明治维新，这是当时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大背景；当然，我们更要关注一下中日双方的海陆军，这是战争的主角，战争的成败与他们有着最直接的关联。
这种介绍注定是没有情节的。要把没有情节的东西介绍得生动一些，对没有多少功底的作者来说是很困难的。作者努力这样做了，但是不是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心里一直没底。
第一章：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
甲午战争开始后帝后战和政见不同，淮军的统帅李鸿章与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率领的一帮清流文人和战的意见不一，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清廷上下从来就没有形成一致抗战的局面。
封建统治最大特点之一大概就是人治。对一个王朝来讲，权力上层的构成关系着整个王朝的生死存亡。甲午战争期间，皇上是光绪，但实权却不操在他的手里；慈禧太后早已不再垂帘，但不垂帘的西太后照样控制着大局。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个血气方刚的皇帝（其时光绪帝年仅二十虚龄），当然不能坐视他的江山被蚕食。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一贯懦弱的帝王的奋力挣扎。但一山不容二虎，躲在后宫但权欲极盛的西太后是不能容忍光绪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的。帝与后的掣肘，几乎伴随着整个战争。
慈禧小名兰儿，姓那拉，因为先世属叶赫部族，有些时候干脆称她叶赫那拉氏。父亲惠征在江南做过几任地方官，算得上是她奉迎邀宠本领的启蒙老师。从小在江南长大，善唱江南小曲，这点小小的爱好和才能后来竟然成为得宠于咸丰帝的一个重要原因。咸丰初年挑选秀女，时年十八岁的那拉氏被选入宫，得幸后被册封为懿贵人，生下了咸丰的独子载淳(后来的同治帝)后，身份更为显赫，被封为懿妃、懿贵妃。随着地位的升高，她得以见识高层权力的运作过程，对于权力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与其他后妃不同的是，她热衷于习字、读书，经常阅读各地呈上的奏折，而且经常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些见解深为咸丰赞同。
咸丰帝1850年继位时虚龄19，正是年少气盛，也曾励精图治，企望中兴，无奈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元气大伤的清王朝已经很难妙手回春。咸丰继位仅十个月，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就与他的金銮殿叫起了板，而前去镇压的清廷军队节节败退。1856年英法联军又发动第二次鸦片片战争，1860年攻陷了北京城，咸丰帝逃到了热河。经历内忧外患双重打击的咸丰帝那点儿雄心都磨光了，他开始迷恋酒色，身体每况愈下，经常痛泄呕血。1861年8月22日，年仅31岁的咸丰帝在忧虑中结束了他多灾多难的一生。按照清朝的贯例，咸丰的皇后钮钴禄氏被封为母后皇太后，同治帝的生母那拉氏都被封为圣母皇太后。因为在热河时，钮钴禄氏居东宫，那拉氏居西宫，因此钮钴禄皇太后被称为东宫皇太后，那拉氏被称为西宫皇太后。
咸丰帝一死，继位的同治帝年幼无知，权力上层必然要进行一番整合。那拉氏不会甘心仅仅做一个养尊处优的太后。她要谋求垂帘听政的地位。
一个权欲旺盛的人，仅有炽烈的欲望是不够的，必须善于看到权势与权势之间的缝隙，并且善于在权力场中打太极拳，借势打势，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她先是劝说东宫皇太后同意垂帘听政，而后又争取朝中实力人物恭亲王的支持。恭亲王是咸丰的亲弟，颇有才能，但却没有得到咸丰的信任，因此八大臣中连他的名字也没有；恭亲王本来就对咸丰依重的肃顺等人不满，此番八大臣独揽朝政，失落加醋意，当然巴不得他们全都下台。两宫皇太后密旨令奕訢速赴热河，双方一拍即和，在回京的第二天，便发动了宫廷政变，将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等8人解职拿问，载垣、端华均加恩令其自尽，肃顺加恩立斩，其他五位或革职，或流放。几天后那拉氏的儿子载淳继位，年号“同治”（汉学家兼外交家威妥玛解释说“它是指政府和人民都希望共同回到或者恢复到井井有条的状态”），封钮钴禄氏徵号“慈安”，那拉氏徵号“慈禧”，两宫皇太后正式垂帘听政。
每一次宫廷争斗后，总会有达官贵人没落，也总会有新贵粉墨登场。恭亲王被授予“议政王”这一显赫称号，又被任命为首席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和宗人府宗令。政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慈禧的妹夫醇郡王，也是收获颇丰，同治三年(1864年)被赐“加封亲王衔”，同治十一年(1872年)晋封为亲王。职务呢，自然得到了颇多“思典”：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防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几十种军政要职加身，成为慈禧集团的核心人物。
实事求是的说，慈禧在实际统治清朝的前二十多年，大体上还是有所作为的，特别是两宫与军机大臣恭亲王配合比较好。这二十多年间，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运动，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被称为“同光中兴”（1861－1884年，历同治朝一朝至光绪十年）。
只是，对这两朝的皇帝来说，除了中兴不得不用他们的年号外，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荣耀的。
权力可以扭曲权欲旺盛者的心态。大概从那拉氏垂帘那一天起，她的亲生儿子同治帝就成了她手中的傀儡和筹码，而不再是正需要她的母爱呵护的孩童。没了父亲又没有母爱的同治帝，只有和太监们混在一起，终于成为一个浪荡帝王。他常常微服出宫，做出一些乖张的举动。据说有一次避雨时遇到一个被主人赶出家门无家可归的家仆，同治看他衣服破烂满面愁容，顿生怜悯，问他干什么能最有出息。那人回答说：“在海关做事再好不过了。”同治帝借来纸笔，写了一封信，吩咐步军统领衙门在海关给这人找个差事。那人被安排到粤海关，从此发家。（车吉心主编《中国皇帝全传》下卷第2393页）至于读书，大概是他最讨厌的事情，读奏折不成句，书写则是别字连篇。
他18岁亲政后，实权依然掌握在慈禧手中，而且还受到监视。同治是个极有个性的人，既然不能做个有实权的皇帝，那就干脆别拿皇帝的规制来约束，以一种放任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母后的不满。他频繁出宫，寻花问柳，染上了梅毒。但为了顾全皇家的名声，慈禧暗示御医当天花治疗。当然，天花的药方治不了梅毒，同治帝病情渐重。同治帝虽然浪荡，但人却不糊涂，临终前他召见他的师傅、军机大臣李鸿藻，口授遗诏，要求在他死后找一个年龄稍大的人继承大统，以避免自己的悲剧。李鸿藻立即拿着同治的遗诏奔告西太后。慈禧看到同治帝的遗诏，即恨又惊，当场撕毁（车吉心主编《中国皇帝全传》下卷第2393页）。
1874年12月5日，同治帝病死，终年19岁。
哦，慈禧太后又要为大清物色新皇帝了，注定，新皇帝也将是个悲剧人物。
按贯例，同治驾崩，应该从他的侄子里也就是溥子辈选一个继承皇位。但如果从同治侄子辈里选一个皇上，那么同治帝的母亲慈禧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接下来垂帘听政的应该是同治的皇后，轮不到她慈禧了。这当然是她最不甘心的。她主张让奕譞的儿子载湉继位。醇亲王奕譞是慈禧垂帘听政的功臣，也是她的妹夫，有了这层关系，对小皇帝也好驾驭，当然，更重要的是醇亲王的儿子与同治同辈，慈禧依然是可以长期垂帘的皇太后，而不会成为远离御座的太皇太后。有鬼的事情总是怕夜长梦多，生米要尽早做成熟饭。慈禧谕令连夜接皇帝入宫。荣禄把4岁的载湉接到宫中时，载湉还在熟睡，直到把他抱上暖舆也没打扰了他的甜梦。他就成了光绪皇帝。
在光绪小时候，特别是刚入宫的时候，慈禧对他的照顾可称得上是无微不至：有时让光绪睡在她的寝榻上，象所有的母亲一样搂抱着幼儿入睡；天冷了给他换棉衣，天热了给他减衣服；有时候还口授光绪四书五经……这除了作为女人没有安全泯灭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想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母子”关系，在感情上影响光绪，以便将来好控制。因此，轻易不允许光绪的亲生父母与光绪发生联系，醇亲王夫妇连食物也不能给光绪吃。即使亲政后，光绪要见一眼生身父母也绝非易事。
除此之外，慈禧还给光绪立下了一大堆规矩。每天早晨，光绪必须去西太后的住处问安，风雨无阻；给慈禧磕头的时候，没有命令不能起身，遇到慈禧不高兴－－有时也是故意为之，光绪只有长跪不起。每逢西太后外出，光绪必须亲自随从，无论酷寒还是炎夏，都不能例外。在这些不过是形式的虚礼上斤斤计较有必要吗？必要的很！太后就是要从这些小节上的绝对服从，天长日久培养出光绪在一切方面不问是非看太后脸色行事有性格（被作为党的接班人写进党章的林副统帅曾经说过：“服从主席要达到盲目的程度，相信主席要达到迷信的程度”，西太后没听过这精妙之论，但她在光绪身上追求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慈禧的目的达到了。就象老鹰张开的巨大翅膀下的小鸡，光绪对慈禧有了一种病态的畏惧，每每见到她就战战兢兢，唯恐惹她不高兴。慈禧一发怒，光绪则吓得虚汗直冒，“战傈不能发语”。甚至听到雷声也心惊胆颤。可以预见，即便亲政，光绪的抗争也将是多么的有限。
值得光绪庆幸的是他遇上了位好帝师－－翁同和。翁同和是同治的师傅，具有颇高的封建文化修养。他不仅教光绪读书，而且非常关心光绪的生活，虽有君臣之分，师徒之别，但两人关系非常融洽，有一种近乎父子的特殊感情。讲课之暇，光绪经常依偎在翁同和的怀里，象所有的童真未泯的孩子一样，抚摸翁同和的胡须，有时恶作剧地把手伸进师傅的衣服里，抚摸师傅的乳头。翁同和深得光绪信任，“每事必问同和，眷倚尤重”。在翁同和等帝师的帮助下，到亲政前已经具有相当的学识和披阅奏章、辨别是非的能力。
无论慈禧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岁月不饶人。1886年，光绪已经16岁，到了大婚亲政的年龄。慈禧不得不下谕旨宣布明年归政，并让钦天监选良辰吉日，明年正月为光绪举行亲政大典。最了解慈禧的醇王上折，请求等皇帝二十岁之后再考虑“亲理庶政”，而且即使归政之后，“必须永远按照现在的规章制度，一切事情，首先请示懿旨，然后再向皇帝奏准”。这样的请求由皇帝的生父提出，而且又是这样的优厚，慈禧到此就不会虚让了，
马上下懿旨说：“我反复考虑，回想皇帝从幼年入宫即位，我抚养、教育的苦心，十几年如一日。即使他亲政之后，我也必须随时帮助，遇到事情协助处理，这个责任我不容推卸，这个想法也不容我放弃。”（《光绪皇帝》第44页）1887年正月十五日，清廷为光绪帝举行了一个亲政仪式（不是大典，亲政大典要再等两年），慈禧改垂帘听政为“训政”－－醇亲王建议的那种与垂帘没有实质区别的训政。
1888年光绪选择后、妃。政治人物善于把生活也政治化，象光绪这种被慈禧的阴影遮掩着的皇帝，其后、妃选择就更加身不由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的《晚清及民国人物琐谈》一书中对光绪选择后、妃的情形作了这样的记述：
“在太和殿召备选之各大臣少女进内，依次排列。与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都督(统)桂样女，慈禧之侄女也；
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持郎长叙之二女。当时太后上坐，德宗（光绪帝）侍立，荣寿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小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两对，为定选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太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时，即将如意授予德宗。德宗对曰：‘此大事当以皇爸爸主之，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其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首列者。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乃不得已将如意授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选入妃，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与末列二女。此珍妃姐妹所以获选也。此后德宗偏宠珍妃，与隆裕感情日恶，其端实肇予此。”（《光绪皇帝》第49－50页）
把自己的侄女安在光绪枕畔，算是牵制光绪的一只手，也是帮着太后瞅着光绪的一双眼睛。
光绪终于亲政了。他的师傅翁同和最能体验到光绪的巨大变化，他看到了一个精神振作，容光焕发的皇帝。他急切地向师傅们请教时务问题，请师傅们翻出一大堆典籍，希望找到振兴大清的药方。
慈禧退居颐和园，连训政的名义也不要了。当然，她并不是不再热衷权柄了，而是权柄将以合法的方式可于任何时候回到他的手中：光绪在他的亲政诏书中特别提到，以后遇到重大事情，仍然要太后训示，每日所阅的奏章都需在事后封送颐和园，以备太后阅看，二品以上的大员罢免或升迁，都需要向太后请示，皇帝不得自专（《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第181页）。
亲政不久后光绪便慢慢明白，其实他拥有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金銮殿，精于官场斗勇斗智的大臣们的心紧紧贴着的是太后居住的颐和园。朝中重大事件，光绪无权裁决，都需请示太后。即便如此，太后仍然放心不下，光绪帝身边的太监、侍卫，不知道有多少是太后的眼睛和耳朵，即便光绪密秘的召见，常常中午的事儿下午太后就一清二楚。生活在布满别人的眼睛和耳朵的环境里是件顶不舒服的事情，特别是一个九五之尊的帝王。
权力场上不得意，后宫生活也难舒心。奉太后之命挑选的皇后当然难称光绪的心意，偏偏她又性格古板，争强好胜，在西太后面前搬弄是非，使光绪帝更加反感。好在有珍妃。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珍妃不仅漂亮而且富有个性，她活泼好动，给光绪死板的帝王生活带来了欢乐，深得光绪宠幸。
一个没有权力而又深怀创业振兴之心的帝王，日月注定倍受煎熬。要改变这一切，途径只有一条：拥有权力，拥有自己的人。光绪十八年春，他提拔珍纪的哥哥志锐为礼部侍郎；光绪二十年春，大考翰詹官员，他亲自拔攫文廷式（谨、珍二妃在娘家时的家庭教师）为一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同年，调山东学政汪鸣銮为吏部右侍郎兼刑部侍郎。哦，对了，再加上师傅翁同和，这就是被称为帝党的骨干。称之为帝党，但与后党－－同治光绪两朝内外重臣皆是慈西太后提拔－－相比，实力其实打不起定盘星来。
我们再来看看帝后两党的骨干代表人物。
李鸿章（1823－1901年）是甲午战争的实际指挥者，传统上一直被称为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是安徽合肥人，字少荃、渐甫，号仪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二甲第三十六名进士，入翰林院教习，时年24岁。三年教习期满，充任编修，官居正七品。咸丰三（1853）年，清廷命他回安徽办团练，以文官带兵，与太平天国作战，因为连克敌军，升迁很快，4年间由正七品提升为正四品道员。然而却遭到众人的排挤，因此，1858年冬投奔在江西驻军的曾国藩作了幕僚。当时，安徽巡抚翁同书（翁同和之兄）在太平军围攻定远时弃城逃走，曾国藩极为愤慨，意欲具疏奏赅，别人代拟多稿都不满意。李鸿章代为拟就，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极为警策的文字：“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咸丰帝无法徇情曲庇，也使朝臣不好开口。结果翁同书被充军新疆。李鸿章更得曾国藩器重，但也由此与翁同和结下仇隙。
1861年，上海的士绅多次恳请曾国藩派兵保卫上海，曾国藩无兵可派，命李鸿章自募一军东援上海。李鸿章回乡募兵，创建了淮军，转战南北，屡建奇功。虹桥之捷，以三千人破太平天国军十余万之众，只费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南京以东的苏松常镇各地的太平军全部肃清，使得曾国藩专心围攻南京。曾国藩与捻军作战无功而自请病假，李鸿章率淮军只用了1年零7个月的时间就打败了捻军。梁启超评价说：“鸿章用兵也，谋定而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当有所挫。”他的职位不断升迁，1868年就已任湖广总督，并被清廷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官居正一品。1870年8月，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25年之久，甲午战争暴发时依然位居这一重要职守。
李鸿章在用洋枪洋炮准备部队的过程中，对外国的先进技术颇感兴趣，从而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军事方面购置新式军舰成立北洋海军，购置新式枪炮装备北洋陆军，修建旅顺、威海军港，建设兵工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民用方面机器厂、织布局、矿务局、电报局、医学堂、兴修铁路、筹设轮船局等等一切效法西洋的建设事业，先后在他手中兴办起来。
分析他的重要履历，先是江苏巡抚，然后两江总督，而后湖广总督，最后直隶总督，这些职位使他与朝廷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全国各地的高官直接往来；他筹办洋务，担任北洋通商大臣，使他与外国官员经常接触并打交道，自然也就使他有机会更广泛的了解世界形势。因此他在国内外都算得上声名显赫，特别是西洋各国，凡事都愿与他交涉，“只知有李中堂，不知有朝廷。”正因为他对列国有较多的了解，更多的看到了中西的差距，因此多年来在加强装备海陆军的同时，一直主张保持和局，主张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保护自己，以求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从容推进富国强兵的进程。甲午战争暴发的时候，他依然是这样的主张。同时，李鸿章对中日双方的实力比其他人更加清楚，明白北洋的力量尽可自守，战于境外，胜算就难说了。因此，当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时，他依然没有下定与日军一见雌雄的决心。然而，面对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退让怎能保持和局？依靠列强调停，又怎能束缚得住日本已经伸出的利爪？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实际的指挥者是李鸿章。他的一贯主张将使大清国在这次战争中陷入被动。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被称为帝党领袖的翁同和（1830－1904年）。他是江苏常熟人，有着显赫的家世。其父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两朝宰相，同治帝的师傅；长兄同书，道光二年进士，官至安徽巡抚；三哥同爵，官至湖北巡抚。如此家世，在汉族官僚中算得上凤毛麟角。他文才出众，颇有才气，1856年26岁参加会试一举夺魁，中一甲一名进士。在慈禧谋求第二次垂帘听政时，请旨训政的奏折和宣布载湉为帝的诏旨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因为他对慈禧意图心领神会，又深谙朝章典故，奏折和诏旨都言简意赅，十分得体，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他的仕途算得上一路青云，自1856年会试一举成名起，直至1898年回籍，42年都在京师任要职，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并两次入值军机大臣，直接参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决策（清代114名状元中，汉族大臣得入军机者，仅有3人）。他是清廷官僚重臣中少有的清廉者，为官42载，官至相国，罢官回乡后，要靠门生故旧接济。但他算不上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曾经与他结拜为兄弟的荣禄在甲午战争期间写给陕西巡抚鹿传麟的便条中，曾评价翁同和说“常熟（代指翁同和，因为翁是江苏常熟人）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合肥（李鸿章）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翁同和世交潘祖荫曾经评价翁同和说“叔平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这些评价未必客观准确，但绝非无中生有。翁同和不够胸襟坦荡、果敢有为，使身居高位的他政治才能大打折扣。在甲午战争中，他一力主和，并非是知已知彼，有必胜的把握，而是当时所有抱着天朝上国理念的知识分子们本能的反应，对日本向来更是以“蕞尔小国”视之，根本不放在眼里。特别是当他的对头李鸿章又极力主和的时候，他的主战就会更加坚定。翁同和号称“南清流”领袖，所依靠结交的罕有地方封疆大吏，多是词垣台谏、翰林“清流”，这些人发起议论来头头是道，慷慨激昂，但都是些无实力无权柄的京官书生，说大话、说空话振振有词，办起实事来却一筹莫展。因此作为“帝党”的领袖，他率领的力量看似羽翼众多，其实势单力薄；以光绪为首的所谓的“帝党”，实际不过是个十分脆弱、松散的政治集团，一遇重大风浪，便被巨流卷没。
当甲午战争来临的时候，帝党与后党因为战和主见不同，也因为夹杂着个人恩怨，互相掣肘，明争暗斗，不可避免使大清本来就外强中干的国防实力再打折扣。
来源：http://edu.beelink.com.cn/20040625/1613878.shtml
